三、“无神论”或“唯物论”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绝非马克思主义，而是以儒道为代表的天人合一理想。在先秦时期，根据《诗经》等古籍记载，中国古人所信奉的天是有人格的天，能够赏善罚恶，只是在后世的演变中，“人格天”逐渐成了非人格的“义理之天”，但即便如此，中国的古人仍相信天地并非仅由物质构成，却是一个道德的系统。这样看来，中国古人所信奉的“天”比较靠近基督教的“上帝”，而非“唯物论”的“大气层”。
如果我们将儒家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又将孔子当成儒家的主要代表的话，那么的确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并不十分注重宗教。孔子曾说过两句名言，一句是《论语·述而》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另一句是在《论语·先进》中的“未知生，焉知死”一语。这两句所表达的主要意思为，孔子着重的是“现世的生活”，而非“出世的宗教”。但这两句话并不能证明孔子是个无神论者。事实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正因为专注人文，轻忽宗教，所以儒释道三家才能合流，因为释道二家主“出世”，补充了儒家在“入世”方面的不足之处。
儒释道三家合流，汇集成中国的主流传统文化，这说明中国人在骨子里是既看重伦理，又离不开宗教。如果中国人从骨子里离不开宗教，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变成“无神论者”呢？既然“无神论”或“唯物论”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所在，那么中国人若相信一位超越而又临在，公义而又慈爱的上帝，岂不是合情合理吗？
四、苦难中的“无神”与“有神”
《国际歌》中有这样一段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句歌词也许反映了一部分人对宗教的不信任以及他们经历不到上帝的痛苦。因为二十世纪出现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无数人被屠杀，上帝似乎任由人类死亡而不加以阻止。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怎么可以忍心、不对深陷苦难中的人们施以拯救？他又怎么可以不对屠杀人类的战争恶魔施行审判呢？如果他真的存在，而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那么他或许只是全能而不全爱，亦或全爱而不全能。
一般来说，活在苦难中的人都会有一种被疏离的感受，他会被绝望淹没而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在战争中受苦的人是如此，《圣经》中的约伯、甚至连耶稣本人亦是如此。约伯在极端的痛苦中咒诅自己，随后又因为被人用言语激动而与上帝争论，甚至向他表露怨言。耶稣虽贵为上帝的儿子，但当他在十字架上因担当人的罪而被天父掩面不顾的时候，亦发出痛苦的、无助的呐喊。如果连约伯与耶稣都有这样的感受，更何况是灵性软弱的普通人呢？
我们已经说过，“无神论”并不是科学的断言，因为没有人能在科学的意义上证明上帝的不存在。事实上，真正的“无神论”只是一种“信念”而已。换言之，人不能说，他已经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了上帝不存在，却只能说，他选择相信上帝不存在。但这种信念亦是无神论者的信仰，这种信仰与无神论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那么为什么有人宁愿选择相信上帝不存在呢？除了罪的缘故外，还有一种原因可能跟苦难有关，因他在苦难中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
然而人可以因为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就干脆去否定上帝的存在吗？这并不合乎逻辑。因为当一个人由于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而去否定他的存在时，他在否定上帝的存在的同时已经肯定了他的存在。因为他是由于对上帝失望而选择否定他，这只是表达了人对上帝的不满，却没有真正否定了他。那么，人在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的情况下，又选择否定他的话，这只能加增他自己的痛苦。因为他一直活在怨恨上帝的痛苦之中。
约伯与耶稣曾深深地活在他们的苦难中，曾感受到明显的痛苦、无助、甚至是绝望，但他们没有因此而否定上帝。因为对他们来说，最大的痛苦并不是失去财产、儿女或自己的生命，而是失去从上帝而来的安慰。选择否定上帝，只会使他们与上帝离得更加遥远，亦只会使他们因为与上帝离得更加遥远而陷在更深的痛苦之中。
对于灵性远远不如他们的常人来说，常人的痛苦可能仅仅是由于失去了地上的东西，但当他们因为失去地上的东西而选择否定上帝时，应当问自己的是，为何要将自己在地上的损失归咎于上帝呢？首先，他们自己有没有做错事，自己应不应该负责任？其次，他们因自己的损失而迁怒于上帝时，是否表明自己有一种自我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表达出对上帝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相信这些苦难与上帝有关？因为倘若上帝根本就不存在，人就不会在苦难中怨天尤人了，人不应该去怨恨一位根本就不存在的对象。而人既然在苦难中不由自主地怀疑上帝，甚至怨恨上帝，就正好表示人在他的潜意识里是相信上帝的存在的。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