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1844年6月6日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创立于英国伦敦，希望通过坚定信仰和推动社会服务活动来改善青年人精神生活和社会文化环境，现已蓬勃发展于世界各地，在约110个国家有青年会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是全球性基督教青年社会服务团体，距今已具有170 多年的历史。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称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由美国传入。1885年在福州的英华书院和北通州的潞河书院成立了学校青年会。1900年起，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相继成立了城市青年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实行独立自主，经济上完全自养。目前，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南京、广州、杭州、成都、香港、台湾等地都有青年会组织。全国总会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设在上海。其努力目标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不但注意个人的灵德，而且还看重体、智、群三方面的提练。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作为以基督教为根基的社会团体，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敬重老成和经验的国家里，创造了一个以青年为主题的运动。在国家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为青年人在努力完善自身的同时积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提供了广泛的成长和发展的空间。

对于青年会我们许多的基督徒感到陌生。在国内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工作专家库特聘专家、金陵协和神学院院董会董事等职的徐以骅教授为首的国内学者均有著述和研究。

提及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不能离开丁光训主教，他是中国基督教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与基督教青年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参与和领导过青年会的事工。1942年至1945年间，丁光训主教担任过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

丁光训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后期，正值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前夕，与许多同龄青年学子一样，他也经历了某种民族、社会和政治意识的“觉醒”。在此之前，青年丁光训在学校以“超世自居”，大有“看破红尘”之意；另一方面则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十分不满。在聆听青年会干事吴耀宗关于基督教的社会责任和民族解放使命的一次演讲后，幡然醒悟，乃不顾教会当局的指责，在毕业时拒受按立，而去担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

多年后，丁主教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即便是恭听吴先生演讲的时候，我的一只口袋里装着希腊文生字本，另一只口袋里装的是几个世纪前英国国教会《三十九条》的系统神学教材。我当时所受的教育导致我沉浸在基督的神性、人性和他在救赎奇功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的问题。像吴先生这样把耶稣放回当时的历史和当前现实中去的基督观，对我十分清新，在基督教信仰上为我打开了一个我过去还不知其存在，更没有进入过，而现在正在向我招手的领域……看到吴先生能把对基督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热爱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看到他由于忠于基督教而成为一个对真理、对理想、对人民具有如此巨大热情的人，我作为一个有所追求的青年，感到喜悦，感到这里是我追求的方向。青年丁光训加盟上海青年会后，具体负责上海基督教青年联合会(简称上海联会)的工作，1939年出任上海学生救济委员会(简称“学济会”)执行干事，帮助因抗战全面爆发后生活陷入困境的学生。1942年获圣约翰神学士学位并被按立为圣公会牧师后，丁光训受时任上海国际礼拜堂牧师的顾子仁的邀请，兼任该堂牧师，并主持该堂的学生礼拜堂和基督教团契活动。

此外，他还在2000年95岁高龄时访问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考察了其社会服务工作。丁光训主教的一生献给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基督教的发展紧密相连，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也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对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还有几位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中国基督教青年史料汇编》的序言中论及研究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端时，曾归纳出圣公会建制、青年会干部和燕京神学(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为代表的神学思想)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并且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上世纪头50年对基督教中国化的贡献，不亚于或者更准确地说超过了任何单一的基督教宗派团体和跨宗派机构”。这里，我们要说说在上海一个著名的基督教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这个大学成立于1879年，是全国闻名的基督教教会大学，1952年在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中被撤销。圣约翰大学由美国圣公会(大美圣公会)所建。1912年，也就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成立的同年，在华英、美、加三国圣公会共同组成中华圣公会，圣约翰大学便归中华圣公会江苏教区管辖。与当时许多高等学府一样，圣约翰大学与基督教青年会也有不少交集。但如果中国基督教事业有哪个领域最令世人联想起圣约翰大学，那无疑非基督教青年会运动莫属了。

青年会领袖余日章和顾子仁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有着不解之缘，在历史上曾为基督教青年会输送过许多领袖人才。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城市青年会之一的上海青年会，便是由一些圣约翰校友如颜惠庆、黄佐庭和曹雪赓等在1900年创立的，并由黄佐庭任会长、曹雪赓任书记兼执行干事。

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L.HawksPott)的妻舅黄佐庭从1907年起还出任青年会全国协会会长，成为担任此职的第一位华人。圣约翰校友中担任此职的还有朱成章(第五任)和张嘉甫(第六任)，两人均为上海工商界的名流。1946年，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涂羽卿博士曾先后出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副总干事和总干事，是该协会任期最长的总干事。圣约翰大学为基督教青年会贡献了两位最著名的领袖余日章和顾子仁。

余日章(1882-1936) ，中国基督教新教活动家。又名大卫。湖北蒲圻人。曾在武昌文华书院、上海圣约翰书院学习。1908年，余日章得圣公会武昌教区吴德施(LoganHerbertRoots)主教之助，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10年(宣统二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武昌文华大学附中校长曾积极参与当地的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组织红十字会，自任总干事，同时任黎元洪之英文秘书，负责外事交涉。1912年，经好友、民国外交部外交总长、中国奥运之父、基督徒王正廷介绍加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讲演部干事。

王正廷曾在天津的院校就读和任教。他就读和任教的这些学校都与教会有关，那些校长教授都是来自欧美的宗教人士，当国际基督教青年会来华物色人选时，他们就推荐了王正廷，于是王正廷就成为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最早的骨干，由此他与基督教青年会结下了终身之缘。

1905年，基督教青年会驻华总干事委派王正廷去日本组建基督教青年会，于是次年，王正廷便带着使命，奔赴日本去组建青年会东京分会，出任总干事。1907年秋，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他以自己的才华赢得了青年会方面的赞赏，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曾在报告中评价王正廷：“王君为宁波名牧之子，自幼接受基督教的训练，再加上他以后的经验才能，使他配在这个重要地位中担任领袖之职。”

1917年余日章接替王正廷担任全国协会总干事，并连任该职达17年之久。1921年随北京政府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争取国际舆论维护中国权益。同年获圣约翰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7年率代表团赴檀香山参加太平洋国民会议，试图劝说太平洋有关国家和睦相处。提出信奉基督教强国的主张。（详见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

余日章担任全国协会总干事，在他任职期间，青年会在全国范围有较大的发展，增设城市青年会四十余处，学校青年会二百余处。他还提出以基督教来改善人心、富强国家的“人格救国”口号，并倡导具体的公民教育运动，使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青年会的工作重点。与同时代青年会的不少领袖不同，余日章一向强调青年会是教会的辅助机构，应与教会保持密切关系。他以中华圣公会教友和义工领袖的身份，积极参与教会的各种活动，曾先后被推选为中国基督教会的两大联合机构——中华基督教续行委办会和其后继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副会长和会长，成为中国基督教界的领军人物。余日章还以教会领袖和民间人士的姿态频繁出访外国，参与国民外交活动。1932年，余日章受中国政府之请，赴美呼吁美国政府出面遏制日本侵华，在国务院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会晤时中风跌倒，从此一病不起，四年后在上海去世。用现在的话来说，余日章就是当时我国“公共外交的一位殉道者”。

比余日章小五岁，出生于上海嘉定的顾子仁是继顾日章之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之一。顾子仁(1887—1971) ，中国基督教新教学生运动活动家。上海人，也是牧师之子，其父顾春林是圣约翰神科的早期学生。曾在圣约翰大学学习。顾子仁于1907年2月1日毕业于圣约翰神学院，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接受文学士学位的神科学生。毕业后，顾子仁一度在学校和铁路部门工作，后应比他高两级的校友余日章之邀加盟青年会，并很快崭露头角，成为青年会中仅次于余日章的第二号人物。顾子仁英文演说才华出众，曾多次代表我国青年会参加国际会议。当1921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执行部年会决议次年的同盟大会在北京举行时，顾子仁被推选为筹委会总干事。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首次召开的国际性基督教会议，但也因此触发了长达数年之久的“非基运动”。1926年，顾子仁因主张青年会学生工作的独立性而与余日章等分道扬镳，转任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开始将其活动重点移至海外。1928年顾子仁由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长穆德推荐，出任该同盟副会长。1932年任期结束后，顾子仁改就同盟特派员，直至1948年。总计顾子仁在学生同盟任职期间，至少环游世界四次，在各地所作演讲不计其数。顾子仁精通音乐，尤善长萧，每次演讲前，均先从袖中取出长箫，即席吹奏中国音乐，令国外听众大为倾倒，成为早期的“中国基督教走出去”实践以及当前已蔚然成风的由原来第三世界所谓“后进教会”向发达国家“先进教会”进行“逆向宣教”的先驱和代表性人物。

1943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开始举办男女青年干事培训班。丁光训时任该会德育部主任，深受上海青年会总干事陆干臣器重，参与培训班前期的组织工作。到1949年，该青年干事培训班一共办了6届受训学员前后共69人，分别为1943年第1届4人；1944年第2届5人1945年第3届6人；1946年第4届17人(其中3人未完成培训课程便离开)；1947年第5届23人；1949年第6届14人。此66位青年会干事在接受培训后，绝大多数被派遣至上海、北京、天津、青岛、南京、杭州、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的10个城市的青年会，成为当地青年会以及其他基督教机构的骨干。此66人中，圣约翰大学学生或校友占了较高的比例，其中如罗冠中、郑建业、沈德溶、韩文藻、赵复三等，后均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领袖人物，有的还成为各级政府以及宗教管理部门的负责干部。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圣约翰大学长期未向国民政府立案，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凭着自己中立国学校的身份未随大部分高校内迁，成为“孤岛上海”少数继续开办的完整大学，故学生人数大增，并且为限在大学生基督徒中招收学员的青年干事训练班提供了生源；二是在上海沦陷后，沪上学生民族意识高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圣约翰大学甚至成为中共在上海教育系统内最大的据点之一。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色彩不太浓厚的“教内进步组织”举办的培训活动自然受到圣约翰大学学生的青睐；三是青年丁光训是该培训班的主要发起人和早期组织者之一，有在圣约翰大学从事基督教学生工作的经历，在熟悉的母校校园和校友中发展学员是自然而然的事。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筹备和建立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国基督教会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当时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全国协会“核心小组”的7名成员，清一色为青年会干事出身。不少青年会干事还成为各地三自会的负责人。丁光训与上海青年会青年还成为各地三自会的负责人。

由于青年干事培训班的关系，有圣约翰大学及其主办教会中华圣公会的人士。因此也在全国和各地基督教三自爱国会领导机构中占有较的比例，并且为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意义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出了贡献。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端之时，中华圣公会尤其是教会高对之曾有抵触，因此圣公会(加上中华基督教会、中华浸信会、中华卫理公会共四大宗派教会)与全国基督教三自机构较密切的人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偶然；而基督教青年会一向前卫，20世纪40年代后是大幅度“左”转，并且作了具有前瞻性的布局，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基教三自爱国运动最主要的发动机构。

我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国际化，是以走高端、城市和学校路线为基础，无论是倡导社会改革、社会服务、移风易俗、体育运动、科学普及、平民和公民教育；还是主张人格救国，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民主爱国、反对内战等活动，青年会在许多方面都是开风气之先、与时代同行的，具体实践了其“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会训，以及“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青年会的工作重点是城市和学校，被称为“城市中国的社会改革边者”、活动方式灵活多样，对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尤其是青年学子，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当时甚至一些共产党干部和领袖都曾有参加青年会活动或通过青年会开展革命活动的经历。比如被称为“中国战略情报专家”，“红色间谍”也称为“中共谍王”的共产党人阎宝航，他的代号是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保罗”，直接归中共中央周恩来、李克农领导。阎宝航先生是基督教青年会“奉会”（辽宁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第一任中国人的总干事，他的任职使奉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单纯的基督教传福音和学习娱乐等活动，使奉会转变为“红色基地”。（详见：辽宁省沈阳市政协网）

美国汉学研究的一代宗师费正清在论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改造的关系时就指出，对中国的西式教育只有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对时代大潮及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作出了积极回应并及时对接，才摆脱了被完全边缘化的命运。今天，尽管“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未变，但青年会在我国的社会地位、活动规模、服务对象、国际背景、与教会的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变，当年使青年会在社会上占据显著地位的诸多因素，已不复存在；而青年会的一些传统服务项目，尤其在学校领域，不是已被取代就是已无事工空间。

不过，青年会目前的许多社区化事工或社区服务管理中心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比过去更深入基层；它通常在一些由政府主导和资助的社会服务项目中扮演了“倡导者”“承办者”“合作者”“咨询者”“试水者”“辅助者”等不同角色；它通过专业化的公益服务、工作团队和服务评估体系，对我国非营利和志愿者团体的培育和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并提供了宝贵经验；青年会还凭借其积累百年的广泛国际联系和资源，在我国的对外交流和公共外交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每年都有其活动和会议。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和坚持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青年会不仅能够找到发挥自身才干的合适舞台，而且仍有创新推进的实践空间。开拓永无止境，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任重道远仍需努力。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