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舟历史长河，犹记峥嵘岁月。今年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登州文会馆诞生160周年，在此之际，越来越多的人想知道，这所百年学府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革新、科学教育的进步乃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
百年的追寻，百年岁月的沧桑。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在登州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大学。这所大学的诞生，是神大能的带领，让今天的我们感慨万千。路漫漫其修远兮，160年，桃李纷芳，学子天下，铸就了历史的辉煌。登州文会馆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先河，拉开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序幕。下面就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听听这个历史远古恒久的故事吧。
一、悠久的历史，打下艰苦创业的精神底蕴
就是这个小小的教会学校——文会馆，最早登上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舞台，成为中国现今一千多所大学的开路先锋。当年文会馆总共培养了几百名毕业生，这些人成为后来中国每年几百万大学生的先师。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居住的这个充满科技、艺术与人文气息的“中国现代大厦”，是一百多年前登州文会馆师生们用中国历史上第一盏点灯、第一张X光胶片、第一首现代歌曲、第一本用阿拉伯数字写成的教科书、第一堂科学实验课……用众多的一砖一瓦奠基夯筑起来的。这些听起来似乎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按照常理，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应该首先建在京都或者大中城市。在当时的大清帝国，即或降低城市标准，也轮不到一隅之地的登州。然而，历史却偏偏让这座不起眼的边域小城，充当了中国现代大学的拓荒者和领路人。
像大多来华传教士一样，狄考文也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为了支持海外传教事业，他的母亲做了一个小木盒，让全家人把积攒的钱放进去，作为对传教士的捐款。孩子们常常省下喝咖啡、吃黄油的钱来充实这个“传教士之箱”。母亲的循循善诱，很早就激发了狄考文对基督教信仰和出国传教的向往。1862年11月12日，狄考文被按立为牧师。是年12月27日，他与狄邦就烈结为连理。1864年1月15日，两人携手抵达目的地——山东登州（今蓬莱市），开始了夫妻二人在中国长达44年的异域生涯。
在登州布道期间，狄考文夫妇认识到，传福音不仅要救人的灵魂将来进入天堂，也要救人的肉身脱离现在的地狱。当务之急是办好教育，提高人们的素质和生活能力。于是，便萌生了办学堂的念头。当时正值内忧外患，贫苦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官绅子弟又不愿进教会学校。狄考文便招收了6名“寒素不能读书”的贫家子弟，免费为其提供食宿、衣物、书籍和学习用品，为孩子们治病，还发给他们放假回家的路费。学校起名“蒙养学堂”，这就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的雏形。
学生年小不懂事，狄邦就烈就在授课之余照料他们的起居。日后她在日记中写道：“要看看他们的房间是否打扫了，他们的头是不是梳了、脸是不是洗了，一个星期检查一遍他们的衣服是否掉了扣子什么的，或是需要洗了、缝补了，最要紧的是给他们的瘰疬上肤药膏。”
然而，在招生和办学上最大的阻力还是社会上的一些流言蜚语。一位文会馆毕业生后来回忆道：“当我父母把我送进学校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都竭力反对。他们说传教士都是吸血鬼，用一些魔法从孩子们身上汲取血液，以此恐吓我的母亲。虽然我有一点儿害怕，但最终还是来到了学校。当春节放假回到家后，一些巫师仔细检查了我的全身，发现我的脉搏不仅跳跃正常，而且气色要好于以前，他们说在学校三个月的生活还不能验证一些灾祸，再等段日子灾祸就要降临了。”在德国人强租胶州湾并建筑铁路那段时间，谣言就更凶了。在此情况下，从1864年到1872年，文会馆仅招生85人，除了仍在校的22人外，剩余的学满六年的不足10人。狄考文来中国前对此就有所预料，但如此窘况，他还是始料未及的。
冷静之后，狄考文进行了详细的社会调查，认为文会馆之所以经营惨淡，除了老百姓对教会学校抵触外，另一原因就是生源良莠不齐，多数学生素质低下，家长对孩子读书上学也不以为然。为此，狄考文改革招生办法，开始实行筛选制，即从基督徒家庭和年龄稍长且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孩子以及官绅子弟中招收学生。对学生素质的要求提高，生源随之好转。
二、不断的探索，奠定砥砺前行的扎实根基
由于中国人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不可能一下子就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在课程上，学校仍然设置了一些经典内容。这样一来，求学的空间加大了，生源也大有好转。之前中国人不知道横向书写这种形式。如果继续传授传统的竖写格式，学生将来无法阅读西方书籍。所以，狄考文在编写数学教材和授课时设计了横、竖两种版式。这样一来，学生既可以理解题意，又能很快适应西方现代教育。当时文言文风行，艰涩难懂的文言文将不少学子拒之门外。所以，狄考文在编写教材时采用了“白话”和“文理（文言文）”两种文体（版本），从而解决了不同生源的需求。狄考文由此在中国开创了白话教材的先例。横写与竖写对照、白话与文言文两种文体表达形式，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项经典，是狄考文和他的文会馆对中国文化独一无二的贡献。狄考文和他的文会馆在办学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开设了科学及其实验课程，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壮举。
从古代到近代，中国虽然出了不少科学家，但直到洋务运动前，仍没有一所学校开设自然科学课程。所以，狄考文在他的九年制教育中，不仅开设了中国经书、基督教义等课程，还适时增加了数理化和天文地理等课程，并且科学比例逐渐加大。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对文会馆的评价是：“中国任何高等学校都没有像狄考文博士创建的登州文会馆那样进行完全的科学教育。”清华大学教授史静寰也曾在《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中认为：“学校（文会馆）这样全面系统地开设自然科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创举。”
进行科学教育首先要解决教材问题。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适用现代教育的教科书，狄考文只好自己动手翻译编写用于教学。1877年，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成立了由最早在中国传播科学、系统推行现代教育的狄考文、韦廉臣、林乐知、丁匙良、傅兰雅等人组成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负责审定、编辑和出版现代教科书的机构，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产生，沿用至今的“教科书”一词也由此相传开来。
狄考文以及后来与其学生编写的《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笔算数学》《光学揭要》《实用天文》《力学测算》等50多种教科书，不仅解决了文会馆教学用书，还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写出版工作提供了范本。这些连同“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出版的教材，成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教科书，成为洋务运动和新政时期中国新式学堂的首选和必备教材，其中《笔算数学》一书初版于1875年，1922年仍见其再版，流行达半个世纪。
文会馆创建之时，八股之制方兴未艾。狄考文看到了封建教育因学用脱节、脑手分离而导致的弊端，认为要改变人们对教会学校的看法，造就与社会有益的人才，必须重视科学实验和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这也是文会馆冲出困境，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狄考文从蒙养学堂时期就开始收集仪器设备，到大学部开办时，学校的工作房和理化室已初具规模。有蒸汽机、柴油机、电动机、瓦斯灯（后有了电灯）、烧焊用具、显微镜、望远镜以及木工和锻工所应有的一切工具。至文会馆迁址潍县，规模更大，设施更加完备，有水学、气学、声学、热学、光学、电学、天文、化学等试验器材10余门类300多种，“这在当时是全国唯一的仪器教学制造单位”。
文会馆实验设施完善，以致“学者手经目验，理会心融”。学生懂科学、会实践，精通技工，毕业后大有用武之地。
三、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登州文会馆以人为本，务实求真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打消了外界对教会学校的戒心，学校逐渐走向了良性循环。自1877年文会馆第一届三名大学生毕业，到1904年学校迁址潍县（今潍坊）易名广文学堂，再到1917年广文学堂赴济南组建齐鲁大学文理学院之前这40年间，有据可查的毕业生总共356人，其中任教习的237人。他们分布在全国134多所学校，除了西部少数几个省份外，全国各地几乎都有文会馆毕业生在新式学堂任教。
清末“新政”时期，各地兴办学堂如雨后春笋，但苦于没有西学教师，便纷纷求助于登州文会馆。上海最早也是继文会馆之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当年就有文会馆毕业生李星奎、曹金岗、张丰年三人先后任教。其中张丰年执教数学、物理和天文学三门课程，后来又到山东大学堂任教习；中国西部第一所地方官办大学山西大学堂，聘请了文会馆宋景清、陆之安、冯文修、李天相和朱葆琛五位毕业生。朱葆琛还任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译书院——山西大学堂译书院主笔，被誉为翻译界名流。邵宝亮等多名文会馆毕业生被云南师范、农业、法政、方言学堂聘用。邵宝亮在中国近代三大讲武堂之一的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教。他的学生中出了两位伟人——一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另一位是后来成为蒋介石参谋总长的朱培德。
清末“新政”前后，除上述学校外，京师大学堂、山东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即上海交大前身）、上海震旦大学、上海英浸会大学堂、南京汇文书院（即金陵大学）、江南高等学堂（今东南大学前身）、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前身）、长沙雅礼大学堂、杭州之江学堂（今杭州大学前身）、开封府高等学堂、福州公立会大学堂、南京陆军学堂以及各地中小学堂几乎都有文会馆毕业生任教，有的甚至还任各地学堂的总教习，负责学校的整个教学工作。由于西学师资奇缺，文会馆毕业生为此供不应求，往往一个人要在两个以上学校任教。如朱葆琛先后在北京汇文书院、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五个学堂任教。即使这样，仍无法满足各地学校的需求，最后连文会馆的肄业生（学期未满的学生）和进修生也被外地聘走，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传闻佳话。
一百年，风雨沧桑；一百年，励精图治。如今，登州文会馆的旧址已经不复存在，但这所最早的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发源地、最早推出现代教材、最早培养中国急需现代化人才的高等学校，开创了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它展现着烟台这座城市高等教育事业的文化脉络，更激励着后世在教育领域不断探索、前行，续写现代教育事业的辉煌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