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平安！我们今天继续分享这个话题。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诞生于亚洲，即东方，而不是有的人误认为的西方，有其东方文化渊源。但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却是“两希文明”（即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的结晶，并在古罗马帝国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兴起这一过程中形成其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这样，基督教信仰的“普世性”与其西方文化的“地域性”就构成了一种奇特的结合。当其信仰在外方宣道中寻求“融合”、以达其“普世”诉求时，其文化特质却与异域文化在相遇时会出现冲突，其构成的张力则阻碍了这种“普世”诉求的实现。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正是这种现象中的一个典型案例。由于这种“冲突”和张力的存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迄今仍是“没有结束”相遇，而且会继续“相融”、“相遇”。为此，英国基督教学者鲍勃·怀特(Bob Whyte)在撰写基督教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之书时选用了“未结束的相遇，中国和基督教”这样一个标题。其“未结束性”既给我们展示了以往漫长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亦为这种“相遇”的未来景观提供了机遇和希望。
应该说，“相遇”本是一种“缘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多元文化潮流中，基督教得以与中国文化相遇已说明二者乃因为造物主而“有缘”。而且，双方的“相遇”并非擦肩而过，各自的新奇和独特都曾引起对方的注意，形成了相互吸引，由此产生彼此要进一步接触的愿望，遂导致了此后的交往。因着上帝的恩典，这在现代中国文学领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但遗憾的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机遇”机缘并没有引起大多数国人的注意，甚至有许多人不知道基督教信仰（圣经）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会有人对此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基督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在语言和文体的影响方面：圣经的翻译文学和文体对中国的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圣经的中文译本，尤其是官话和合本的新旧约全书，因其高质量的翻译，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锋。圣经的语汇如“洗礼”、“天使”、“乐园”、“天国”、“伊甸园”等，以及模仿圣经文体的“祈祷体”、“赞美体”、“书信体”等，在中国文学中大量涌现，影响了中国作家的语言表达和叙事方式。例如，鲁迅的《药》和《复仇（二）》、茅盾的《耶稣之死》等作品都借鉴了《圣经》的叙事结构。
在主题和思想的影响方面：圣经中的故事、象征和主题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一些作家在作品中探讨了基督教的精神，如爱、牺牲、救赎、造物主等主题。例如，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中客观地描写了基督徒的生活，展现了中国基督徒的多种面貌。此外，一些作家如张资平、巴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们的作品中也体现了基督教的精神，如爱和牺牲，当然还有身为基督徒的冰心的大量作品。
在文化整合与现代性体验方面：基督教文化的进入打破了中国文学的封闭性，促使中国文学对世俗与终极、批判与超越、自我与世界、身体与精神等问题有了复杂的关注和回应。这种跨文化的整合，使得中国文学在现代性体验上呈现出本土性与西方性的问题，创造了中国文学新型的传统意义和表达方式。
在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变方面：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研究范式从“反对论”、“契合论”、“矛盾论”发展到“整合论”，解构了传统的纯文学本体研究范式，激活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相对停滞的局面，取得了一批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在文学创作与基督教文化的结合方面：一些中国作家在创作中直接利用圣经的话语符号资源，将基督教文化融入中国小说的叙事系统，促进了中国小说的转型和发展。例如，基督教文化催生下的中国小说新情节模式，将圣经典故作为小说的文心，用其叙事框架作为小说的叙事模型。
在伦理思想的影响方面：圣经中的伦理思想，如上帝创世的观念、契约精神、原罪思想等，对西方伦理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确立了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强调了契约的重要性和个人价值的肯定，这些观念也间接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创作和思想。
出生于1965年的中国现代作家北村，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文、日文、德文出版，小说集《周渔的火车》荣登中国年度文学类书销售排行榜。他的作品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确立了“神圣超越价值”话语的地位和“苦难/救赎”的“神性书写”模式。
北村的小说大都围绕受难、死亡、忏悔、救赎、复活的主题，他通过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并用理性的眼光去追问文学与神性的关联。
比如《安慰书》：这是北村在2016年推出的长篇小说，标志着他创作状态的重新勃发，作品具有浓厚的基督教信仰意味；《表舅记》（原名《英雄记》）：这部作品讲述了救人真相的败露和救人英雄的忏悔，展现了良心战胜旧我的过程；《风随着意思吹》：这是北村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同样具有基督教信仰元素；《施洗的河》：北村在受洗归主后创作的小说，描绘了主人公从世俗罪恶的泥沼走向灵魂觉醒的过程；《我和上帝有个约》：这部作品虽然描写的是一桩谋杀案，但实际上着重刻画了主人公陈布森在皈依基督教后获得自我救赎的过程；《愤怒》：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经历了精神的挣扎后，最终在基督教信仰中找到了救赎。
这些作品展现了北村对基督教信仰的深刻理解和表达，通过文学创作传达了信仰的力量和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
综上所述，基督教信仰和圣经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在文学语言和文体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在主题思想、文化整合、现代性体验以及文学研究范式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闻一多的一段话概括了一种落差：That is only poetry and nothing more。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我从诗境拉到小境来。我看诗的时候可以认定上帝——全人类之父，无论我到何处，总与我同在。”（闻一多：《致吴景超》，载《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
正如许正林教授所说：“中国现代作家们大都不是由宗教意识而建了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是由世界观与人生观而建立自己的宗教观，他们大都由自己早已设定的角度去看待与接受宗教。”而这个“设定的角度”就是从他们的时代和个人生存境遇而来的需求，正是为了是这样的需求，他们从基督教中汲取着精神的和文学的营养。耶稣的伟大人格和体现、圣经故事也就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他们接受上帝的方式，与他们理解耶稣的方式，颇为相似，作家的个案研究将会显示出这一点。（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第148页至150页）
基督教影响为现代作家接触基督教提供了多种途径，从而使中国现代作家中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在文学评论和符号学研究领域都有重要贡献的。学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唐小林博士将受基督教影响的现代作家分成三类。
一类是作家基督徒。这类作家与基督教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的宗教体验、宗教情感、宗教心理与宗教信念直接演绎为文学作品。有的后来放弃了信仰，离开了教会，不再过宗教生活，甚至以非基督教的姿态出现但其所受的基督教文化影响并未彻底抹去，而是曲折地表现在作品里。这类作家的代表至少有林语堂、许地山、冰心、闻一多、老舍、苏雪林、庐隐、徐訏、萧乾、张晓风等。
第二类是受到环境熏陶感染了基督教文化的作家。这类作家有的是受家庭影响，有的则是接受教会学校教育而受到熏染，或者两者兼有。这类作家除上述的一些作家基督徒外，还有张资平、郁达夫、徐志摩、周作人、赵景深、陈梦家、萧乾、施蛰存、胡也频等。
第三类是受到《圣经》或基督教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影响，或在其作品中涉及基督教的作家。这类作家难以数计，举其要者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曹禺、巴金、沈从文、徐玉诺、茅盾、田汉、王独清、汪静之、艾青、向培良、穆木天、冯至、梁宗岱、陈翔鹤、李金发、李健吾、章依萍、冯文炳、滕固、殷夫、穆时英、阿垅、穆旦、靳以、冯乃超、邵洵美、叶灵风等。（唐小林：《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
怎么样，上述的这些作家是不是赫赫有名？但是他们也都是受到了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啊！
除以上几位作家外，还有不少作家可供作为个案来细致分析，而且各个作家对上帝的理解和运用都有其独特之处。
一、如圣经词汇和意象在中国文学的运用：
新时期文学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圣经专有词汇和意象，单从词汇本身就能看出作家受到圣经及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很多作品直接以圣经专有词汇和意象作为题目，体现了浓厚的基督教宗教信仰色彩。如马力的《炼狱和天堂》、莫言的《天堂蒜苔之歌》、张雄辉的《挣脱了十字架的耶稣》、王一飞的《戴金色十字架的姑娘》、晓剑的《中国知青忏悔录》、雷明耀的《红卫兵忏悔录》、严歌苓的《也是亚当，也是夏娃》、莫然的《夏娃行动》、周晓枫的《上帝的隐语》、徐恒进的《上帝派来的人》、残雪的《地狱中的独行者》、朱文华的《爱的复活》以及韩少华的《大弥撒之思》、李辉的《静听教堂钟声》、海南的《生命圣经——一个母亲在怀孕十个月中的絮语》、海子的《弥赛亚》等。这些词汇背后的故事和所蕴含的意义已为大多数人所熟知，作家运用这些浓厚的基督教信仰词汇作为题目来统领全文，能够简洁精练地表达作品的主题。
除了题目之外，圣经中的词汇、意象也成为一些新时期作品内容的一部分。张贤亮的《习惯死亡》对耶稣有多次描绘；铁凝的《埋人》中的人物多以圣经人物命名。而在诗歌中，上帝、伊甸园、十字架、耶稣，甚至是撒旦、犹大等词语更被频繁使用，曾卓、绿原、西川、舒婷、海子、伊蕾等诗人创作的诗歌中都有这些意象。如绿原《重读<圣经>》中的“福音”、“摩西”、“人之子”、“犹大”等意象；西川《黑雨》中的“基督”和“撒旦”；舒婷《复活》中的“十字架”和“耶稣”；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女性年龄》中的“上帝”，《罗曼司》中的“圣父”、“圣子”等。这些词汇的运用有些依然保持了基督教语境中的内涵，中国作家的使用和西方作家并无不同，也有着很深的基督宗教之思想在其中；但有些则过多地加入了自己自己的理解，使这些词汇的本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
二、表意的借鉴：
这种情况是作家从基督教历史或圣经故事中选取个别词汇或情节，同自己的生活经历、切身体验以及文化背景结合，寻求差异或共，进行表达文意的借鉴。词汇的意义已经发生转移或者变化，作家更加侧重的是传达自己的认知。
例如，“天堂”这个词在很多作品中已失去其在基督教文化中的含义，变成一种美好人生和境界的代称，其实也是“变相”的在“传福音”了，因为提到天堂，人们就会联想到基督教。韩洁羽的《我的上海我的天堂》描写的是上海的购物、美食、名胜、风情，“天堂”特指上海物质的繁华；在刘莉的《能在天堂走多远》中，“天堂”代表的是一种原质的、理想的生活状态。张士敏的《荣誉的十字架》在全书的最后一段写道：觉得那不是一只背篓而是一只沉重的十字架。不过那不是耶稣背上的十字架。是荣誉的十字架。
“十字架”在基督教文化中内涵非常丰富，代表着耶稣基督为人类受苦和赎罪，以及爱与怜悯等，但此处已没有了这些含义，仅表示一种负担，以及在这种负担下人的变异和荒诞。伊蕾的《罗曼司》中提到：“——你可知道/风媒花旷世的清白/以及/圣父、圣子的千年哀荣。”语中的“圣父、圣子”传达的是一种时间的亘古长存和命运的变幻莫测，是基督徒对圣父、圣子的赞美、感激和祈求。
西川的《黑雨》中有如下诗句：“他不是基督也不是撒旦/甚至不是玩笑也不是寓言”。“基督”和“撒旦”仅仅成为善与恶的代表，其中虽包含着上帝的至善和撒旦的极恶，但宗教含义已非常细微。
三、基督教赞美诗及圣经的引用：
直接引用赞美诗及圣经原文是新时期文学此类作品的一个特点。
北村小说的一大特点是对圣经原文的大量引用。而在安妮宝贝的《莲花》、王蒙的《十字架上》、余杰的《香草山》、舒婷的《最后的换歌》、罗灏白的《被上帝遗弃的女儿》、林鹿的《母爱星空雨》、刘浪的《浮生独白》、莫言的《丰乳肥臀》、艾伟的《爱人有罪》、北村的《消灭》、张清平的《林巧雅》、罗灏白的《被上帝遗弃的女儿》、周成平的《妞妞》等作品中，也都可以找到赞美诗或圣经原文被引用的例子。
这些赞美诗及圣经原文在作品中出现的位置和形式是各不相同的。以北村的小说为例，有的在题记中引用，如《张生的婚姻》的题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章23节”；有的通过书中人物的阅读引用，如在《公路上的灵魂》中：“阿尔伯特随手翻开圣经，打开的《诗篇》第73篇25节：“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有的通过传教士的宣讲引用，如在《愤怒》中李百义逃亡之际听牧师讲解《约翰福音》第8章那个行淫妇人的故事。这些引文在作品中的作用各不相同。
那么，通过考证，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有一些作家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甚至有的作家是基督徒。以下是一些中国作家与基督教的关系：
许地山：他的作品《缀网劳蛛》、《商人妇》、《玉官》等体现了他对基督教文化的关注和理解，特别是《玉官》。
冰心（谢婉莹）：她的家庭有基督教背景，她自己也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并在一位老牧师家里受洗。她的一些作品，如《繁星·春水》中的一些诗歌，体现了基督教的精神和情感，我在福音时报有两篇文章介绍。
庐隐（谢洪赉）：他是清末民初知名的中国基督徒翻译家、著述家，其父为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庐隐的作品深受基督教罪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其创作的感伤风格和悲剧色彩。
老舍：老舍是基督徒，他的作品如《二马》、《正红旗下》、《老张的哲学》等，通过揭露一些牧师和教徒的虚伪，表现了对基督教文化的复杂态度。
巴金：他的作品如《新生》、《田惠世》等，也涉及了基督教内容，体现了他对基督教文化的理解和态度。
曹禺：他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其作品如《雷雨》、《日出》等，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萧乾：他的作品如《皈依》、《昙》、《鹏程》、《参商》等，体现了他对基督教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评论。
赵紫宸：这是我们主内非常熟悉的作家。他是中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宗教教育家，虽然不是以作家身份知名，但他的神学著作和翻译作品对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有着重要影响。
北村：作为当代作家，北村的一些作品如《施洗的河》、《张生的婚姻》、《孙权的故事》等，也体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这些作家的作品和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文化，包括圣经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无论是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还是主题反思上，都可以看到基督教文化的痕迹。
我们再来分享我们现代基督教的先驱之一刘廷芳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
刘廷芳(1892—1947)在基督教的“中国化”的行进中特别关注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的本色教会不是在真空中孕育，而乃在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社会转型这种中西之间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激荡中产生，它客观上也反映出中华民族自知、自觉这种重要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从信仰这一重要侧面说明东方睡狮已经醒了。他在积极支持中国教会“本色化”发展时也主动让基督教的信仰元素能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他说，“目前国内急剧变化的局面正需要本色教会的建立，去传播本色化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的信息，不单与传统的教会联系起来，而且同时顾及中国民族的精神遗产。”也就是说，“本色化”使中国基督教获得其“中国意识”并要为中国的发展和强盛而提炼、吸收基督教从西方带来的有益成分。
刘廷芳在此看得很清楚，基督教的“中国化”并不是要绝对排外、重走自我封闭之路。相反，他希望基督教入华应该有所带入，将西方文化中有价值的因素引进来，并要完成其在华的移植、实现其在华扎根。在反对“全盘西化”的浪潮中他并不随波逐流，而是坚持认为有必要承认西方文化的价值及其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因为中华文化也属于人类文化，在其与这一文化整体中的其它文化相互交往、学习的进程中也要自我更新和提升，进行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排除糟粕、传承精华的必要进化。刘廷芳在表达中国教会必须“本色”时却坚持其不要“排外”，强调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特质。
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特别是知名的作家中已经是潜移默化的被“中国化”，而引进了。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