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堂于1914年6月3日生于安徽合肥四古巷一个书香门第，兄妹10人，他是老幺，父亲朱华堂是个老秀才，在私塾教书，以微薄的收入养家。朱少堂跟着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后在三育小学和正一中学（即今合肥三中）读书，天资聪慧，勤奋好学，还能写一手好字，深得师生喜爱。

少时的朱少堂有空常去距家不远的一座教堂听道。座落在四牌楼的这座教堂建于1914年，主任牧师葛思巍，192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神学院，1923年来到中国，在合肥与美国人柯普仁联手创办基督医院（即今安徽省人民医院）。1932年，朱少堂接受洗礼。葛思巍牧师赏识他，就邀请他来教会工作，成为社交干事，主要负责教堂的接待工作。由于朱少堂工作勤奋，办事认真，聪明好学，不怕吃苦，葛思巍很快决定送朱少堂去南京神学院学习。

1935年秋，21岁的朱少堂决定去南京金陵神学院学习。这时家中非常困难，父亲去世，兄长成家，姐姐出嫁，只有朱少堂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还需要他赡养。由于家境贫困，没有衣服、鞋子，只好拾别人的一双旧皮鞋，几件旧衣服。安排好母亲后，家中只有八块大洋用来做学费和路费，没有钱坐火车，只好到芜湖坐船去南京金陵神学院。

南京金陵神学院为美国南北长老联合会于1907年创办，学制四年。神学院给学生每月发10元津贴，其中伙食费就需要7元。朱少堂到学院后，一边学习，一边帮助学院做点事，刻些讲义，每月可挣9块大洋，一来补贴自己伙食费，二来还可以寄点钱回家给母亲。他在金陵神学院学习两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神学院停办。学院停办后，朱少堂离开了南京，仍回合肥在教堂工作。

1940年，朱少堂与洪常裕结婚。妻子洪常裕，1918年生于山东荷泽，在合肥教会医院当护士。在南京神学院幼教部学习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滁县育德教会学校、十三里店小学、胜利小学、滁师一附小、滁州市第一幼儿园工作，直到退休。他们育有三男一女，长子朱晓翰，1941年生，滁县师范毕业，分在泗县教书，在反右斗争中，被迫害致死，当时只有19岁，后被甄别。次子朱晓谷，1942年生，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留校工作，现任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三子朱晓陵，1950年生，先在滁州三中工作，任副校长，1989年去美国留学，就读于亚特兰大艾莫瑞大学，获博士学位，现美国CGMB慈善机构工作，任亚太地区总干事。女儿，朱晓裕，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就职于江苏东海教师进修学校。

1941年12月11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关系紧张，美国政府就召回所有在外国的美国人，尤其是正在和日本作战国家的美国人，但葛思巍牧师没有走，仍在教堂工作。后来被日本人抓去，关在上海浦东集中营四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获得自由，回到美国。这段时期，朱少堂主持合肥教堂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金陵神学院恢复办学，朱少堂重新走进学院大门，继续完成学业，在校任学生会主席。1947年学业完成。之后，朱少堂随葛思巍到了滁县。

1947年，葛思巍牧师离开美国，再次来到合肥。由于当时滁县没有教会组织，葛斯巍就来到了滁县，从事苏皖基督教乡村服务协会工作，主要开展良种培育、蔬菜种植、医疗卫生、妇女工作、还兼办学校和诊所，创办育德学校（即今滁州第三中学）。后来，美国教会把所有教会的财产交给中国，由中国人管理。朱少堂就接任葛思巍牧师的苏皖基督教乡村服务协会总干事，全面组织、管理滁县教会工作。

1949年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陈庚将军部队集结滁县，待命渡江，急需粮食和药品，总指挥陈庚将军找到朱少堂，请他帮助解决。朱少堂将苏皖基督教乡村服务协会的5万斤稻麦良种和教会诊所的所有药品送给解放军。此外他还有勇有谋地突破封锁，从国统区南京鼓楼医院联系到不少药品，为解放军顺利渡江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陈庚将军的高度赞扬。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全国基督教开展三自爱国运动。美国牧师葛思巍离开滁县，中华基督会乡村教会由吴新丹负责，乡村服务协会由朱少堂负责。苏皖基督教乡村服务协会分开，滁县划归安徽省，朱少堂和吴新丹牧师共同负责教会工作。朱少堂积极响应吴耀宗先生发起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与全国首批基督教同工同道在上海签名，倡导中国基督教会开展三自爱国运动。朱牧师还联合滁县和安徽各地教会举行反帝爱国签名，他还应邀在皖北行署开会，讨论割断美国津贴，主张中国基督徒自食其力办好教会，坚持自治、自养、自传原则。此后朱牧师带领创办豆浆厂、糊精厂、养蜂厂等，以供教会的经济需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教堂关门。朱少堂被抄家。 朱少堂、吴新丹牧师赤着脚、挂着牌子，接受批斗、游街，饱受饥寒与折磨。信仰给他希望与坚强，在一次被造反派关押三天后，他见到儿子朱晓陵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会自杀，上帝还要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