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家往往并不是回避现实的。相反，宗教信仰常常是他们自觉承担起社会使命的出发点和动力。所以许多宗教家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都十分强烈，并且做得非常好。试举三位著名人物为例。

第一位可举我国全真道第二代领袖丘处机。公元1191年，丘处机从陕西返回故乡山东栖霞。栖霞时期的丘处机，以传教度人为自己的社会使命与责任。其诗《秋日艾山》用十个字概括这一时期自己的生活：“韬光终返朴，应物且随缘。”意思是说，他一方面韬晦隐居，一方面回应各色人等，自然而然地传教度人。其诗《登州修真观建黄醮》曰：“不有圣贤开教化，那知动植本虚空？”这是说民众需要圣贤教化才能明白万象皆空的道理。丘处机言外之意，表示传教度人是自己义不容辞的社会使命。

丘处机以救民于战乱之中和率全真道走向鼎盛二事，为更大的社会使命和责任。公元1220年，丘处机不顾72岁高龄，率领18名弟子，毅然接受成吉思汗之邀，西去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行营拜见。拜见中，丘处机劝说成吉思汗在征讨战争中不杀败军降民。丘处机返回中原时，成吉思汗下“圣旨”，授权丘处机全权掌管全国道教事务，免除宫观差役，命各地官府、部队切实加强保卫。丘处机借重成吉思汗的授权，各处规劝蒙古将领在战争中少动武、多招安，并在黄河流域大建全真道宫观百余座。他派弟子持度牒，招收战争中沦为奴隶者和濒死者入道，因此而恢复自由人身份和活命者不下二三万人。史书将蒙古军队的招安抵抗者和丘处机“刀下救人”等事迹，概括为丘处机“一言止杀”。“一言止杀”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元统治者推行的残酷的杀戮政策有所收敛，有助于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缓和了一些民族矛盾，客观上为元朝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

第二位可举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