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是公认的中国首位留美学生，他于1850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1854年毕业，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大学学位的华裔。容闳是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他在美国接受教育、与马克吐温来往密切、娶白人妻子、在耶鲁学院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容闳的基督教信仰对他的生活和事业产生了影响，他将自己的教育和改革活动视为服务于中国的方式。容闳虽然入籍美国，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他希望以自己所学报效祖国，促成中国120名幼童留美、参与清末各种洋务、改良、变法、推翻清廷等活动，然壮志未酬返美终老。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英文原著“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在上个世纪对西风东渐起到较大推动作用，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今中山)县。容闳一家六口，就只靠父亲干活，维持生计。1835年，容闳七岁，随父亲夫澳门进了英国传教士办的西垫念书，不久，辍学回家。当时的风气是学而优则仕，而学习诗书礼仪是社会上的一般共识，因此容闳有点不满为何父亲让他读教会学校而让他的哥哥读普通学校，后来他回忆也许其父看到与洋人做生意是大势所趋，学会洋文可以赚钱，因此让他入教会学校。容闳在教会学校学习的经历，打下了他的西学基础，后来马礼逊学校搬迁到香港，他又跟着去香港读书。十二岁，父亲病逝，他不得不在附近村镇叫卖糖果，补助家用。这时，在澳门工作的一位好心的邻居，见容家生活太艰难，就介绍容闳到澳门教堂折叠书页。四个月后，一位名叫霍白生的医生叫容闳在他的医院的药局学习司药。1841年，这位医生又介绍他进入马礼逊学校。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年1月5日—1834年7月30日），英国人，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清朝时来到中国。马礼逊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第一个把《圣经》译成中文，以自己的医学知识在澳门开办了第一个中西医合作的诊所。马礼逊学校是西方人较早在中国创办的一所正规化的学校。容闳靠别人的帮助，在这儿读到毕业。马礼逊学校的校长勃朗要回美国了，他表示愿意带几个学生去学习。容闳决定跟勃朗去美国。同时出国的还有黄胜、黄宽。美国给容闳展现出一个与大清帝国不同的新的世界。可对他来说生活并不是轻松的。他进入了孟松学校。他在宿舍里扫地抹桌、劈柴生火，挣得一点钱来交付学费和食宿费。三年后(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在考入大学之前，吃饭问题又已经威胁着容闳了。在美国，举目无亲，他想来想去，只好去找溢松学校时的老师勃朗和海门。他们说：“办法是有。孟松学校本设有贫穷学生上大学的奖学金，你不妨申请。但是，有个条件，就是毕业后必须作传教的牧师。”容闳听了，“爽然自失”，自己虽然贫穷，但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何况，将来毕业后要选择“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答应了孟松学校的这个条件，不是就受到约束了么?所以当孟松学校校董跟他商议入学条件时，他断然谢绝了，表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志气。

1847年容闳跟随他的老师勃朗牧师（Samuel Robbins Brown，中文名鲍留云）前往美国，1850年22岁时考入耶鲁学院，成为学院中第一个中国学生。他一方面，受到乔治亚省隆伐那妇女会的资助，更主要的是，他替同学办理伙食，拿所得报酬交付饭费。后来，又任兄弟会图书室的管理员；读书生活的全部费用就不愁了。容闳在大学，文学的成绩特优。他的论文两次得奖。同时在表达他对祖国的深切关注。容闳刚进入大学时，对校园生活充满好感，他在入学不久的1850年圣诞节写信给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表示：“大学生活对我来说是新鲜的……除了学习，来不及思考及分析。学生们都很兴奋……精神振奋。老耶鲁被进取心笼罩着……我从来没有受过如此激励。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感染力。”容闳在读书期间不仅刻苦努力，而且积极参与各种学生社团的活动，参加合唱团、美式足球、划船，并且在英语比赛中获奖。1852年读书期间容闳入籍成为美国公民，1854年毕业，获得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了，美国的师友，都劝他留在美国。他在美国八年，已经取得了在美居留和工作的权利；而且美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又非常优厚，可是，容闳决定返回祖国，他要“以西方之学习，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854年，容闳离美回国。“傲骨殊棱”的容闳踏上了日夜思念的国土，迎接他的不是施展抱负的机会，而是外国侵略者和清统治者加给同胞的苦难和报国无门的苦闷。他干什么呢?一脑子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跟封建专制是格格不入的；何况他在美国尽管戴了博士帽子，而在科举取士的封建社会，却还是白丁。宦海茫茫，哪来津梁?他只得在香港一家英国人开的律师事务所当翻译，并学习法律。可是受到外国同行的排挤，第二年便离开香港赴上海。在上海，他在海关作翻译。这里贪污贿赂成风，污七八糟，他看不顺眼，不屑与伍，决心辞职。而更使他气愤的是跟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的一席谈话。容闳问总税务司：“我在海关中奉职，将来也能升到总税务司的地位么?”“不能。”总税务司白他一眼，傲慢地说：“作翻译的中国人，不论何人，绝不能有这样的希望。”在中国的国土设立税务机关，由外国人来管理，主权操诸外人，这已经是不能容忍的了；而总税务司一职，却当然只有外国人才能担任。真是岂有此理！容闳立即递去辞职书。总税务司以为容闳辞职，不过是嫌薪水太少，故作姿态罢了，于是立即将容闳的月薪由七十五两银子增加到二百两。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据历史资料记载，在清朝时期，一两白银可以购买大约50公斤的稻米或者200个鸡蛋。而现在，一斤稻米的售价大约在3元左右，一斤鸡蛋的售价大约在6元左右。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清朝时期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50元左右，二百两是多少？可是，容闳还是拂袖而去了。后来，有人介绍他去西商宝顺公司工作。公司的经理想让他去日本长崎公司任买办。容闳坦率地告诉经理：“买办不过是洋行奴隶的头目，虽然薪给优厚，我也决不为此!”事后，这经理跟人说：“容闳虽贫，傲骨嶙嶙。”容闳被公司派往产茶区调查茶叶生产情况。他从上海出发，经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回到上海。这一行，他看到“自有欧西之汽船、电气及各种机械输入中国以来，中国工界乃大受影响，生计事业几已十夺其九”，感触极深。从汉口乘长江船只顺流而下，望着浩荡的江流，心潮汹涌。他想：“设中国无欧西各国之干涉，得完全行使其主权，则扬子江开浚后，其利益未可限量……”

容闳对社会现状了解得越多，就越感到悲愤、怨懑、失望。此时，他想起了太平天国。也许在那片土地上还存在着希望。容闳产生这样的想法不是偶然的。他回国不久，在广州，亲眼看见两广总督叶名琛对太平天国人士的大屠杀。多年以后，容闳还清楚地回忆起当时刑场的情景：“至则但见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盖以杀戮过众，不及掩埋。……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已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这惨绝人寰的景象给他极深的政印象，使他“神志懊丧，胸中烦闷部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他怨及清朝统治者的残酷。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容闳在香港认识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洪仁玕当时在伦敦传走道会工作。他与容闳约定将来在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再晤。1860年11月6日，容闳和曾兰生，还有两个美国传教士同行，向天京进发。途经太平天国辖地苏州、合肥、无锡、常州、丹阳。

他特意前往南京向洪秀全军师、干王洪仁玕建言。洪仁玕曾在英国生活，了解西方体制，著有《资政新篇》，在当时也算是通晓西方文化之人，但他并没有接纳容闳的建议。当然那个时候他的建议不可能受到太平天国主要领导者的重视。容闳看到他的建议不可能被采纳，尽管洪仁玕希望他留下，并授给他四等爵，在他还是辞谢了。1861年1月，回到上海。

容闳从天京回到上海，又搞了几年商业。这时，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内机械所，有人向他推荐容闳。1863年容闳与曾国藩见面，曾国藩问他：“今天要干最有益、最重要的事业，当从何处着手?”“设车床厂，再由它造出各种机器厂。”容闳回答。这是他的主张之一。曾国藩也有办车床厂的意思。容闳的应对可谓正中下怀，于是委派容闳购买机器。这年10月，容闳携银六万八千两由欧洲赴美国。当时正碰上美国的南北战争，机器供应紧张，容闳直到1865年才买得机器运回上海。这时，曾国藩已赴淮海“剿捻”前线，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扰李鸿章署理。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容闳买回的机器就并入那里。三年后，造成第一只国产轮船“恬吉”号。曾国藩来厂查阅轮船、洋炮工程，容闳又趁机建议在厂旁设立兵工学校，培养人才。容闳对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防止、抵制外国侵略有过一套想法。他曾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当政的条陈四则：一、“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他特别指出，“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之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二、“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三、“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筑铁路以利交通”。四、“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他沉痛地陈说：“今日外人势力之放恣，逐渐有入中国越俎代庖之象。”“教徒遇有民刑诉讼事件，竟由教会自由裁判”，“是我自有之主权，已于法律上夺去一部分也。”容闳的这四项建议，与1860年向太平天国提出的七条建议原则上是相同的。只是这时他已看到帝国主义更多的侵略行径，因而也就更加强烈地要求自立图强。容闳的爱国条陈不为清统治者所理会。容闳于1870年再提幼童赴美留学建议，直到后来经过曾国藩领衔奏请，选派留学生的事才获得了批准。先后有120名幼童被官派美国留学，其中包括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香港行政局首任华人官守议员周寿臣等人。幼童赴美留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开启官派留学生前奏；也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对中美关系有深远影响。容闳多年的愿望之一，算是实现了，因此后来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派留学生的办法是：选十二岁到十五岁幼童一百二十人，每三十人为一批，每年一批，分四批出洋。学习时间为十五年。容闳和另一个叫陈兰彬的刑部主事担任监督。1872年夏天，第一批学生赴美。这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派去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他们中有的学得了真正的本领，如著名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就对发展我国的铁路交通作出了巨大贡献。1876年12月，容闳被任命为驻美国、秘鲁和西班牙的副公使。但他不愿离开留学生监督的岗位，直到1878年他才专司副大使的职务。

参与戊戌维新。1881年，容闳任职期满回国。1883年，他在美国的妻子重病，又去美国，直到1895年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召返国。但因与张的意见不和，三个月后就离开了政府。1898年康有为领导维新运动，容闳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曾上《津镇铁路条陈》，具体地陈述了自己一贯的独立兴建铁路的主张。维新派的许多会议也在他的寓所召开。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康、梁离国，他也逃出北京。1900年在上海参加了唐理才常主持的张园会议，即“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他被清政府通缉，逃往香港、台湾，1902年被迫再度去美国。从此，就再没能回到祖国了。

容闳最后在美国的十年间，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风起云涌，迅猛发展。远隔重洋的容闳仍关注着祖国的变革，逐渐认识了康有为及其信徒的保皇主张不能革新中国，而日益倾向孙中山。1910年，他曾邀孙中山赴美商谈，表示支援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他没有忘记流落海外的老人容闳，亲自寄了一张照片给他，表示对老人的钦敬。可是照片到得容闳的手里，他已经病危，昏迷不醒了。这年4月21日，容闳逝世。容闳曾针对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着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翻译了帕森的《契约论》和一本英国法律，还翻译了科耳顿的《地理学》的大部分。他的译著，曾经帮助了中国人认识世界。容闷1903年写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更表达了他眷恋祖国之情和对祖国富强的热望，直到今天，我们读它，还感到他那赤子之心的跳动。

1876年耶鲁大学授予容闳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肯定他推动幼童赴美留学、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作用。容闳将自己的中文藏书1200册捐赠给耶鲁，条件是耶鲁设立一个中文教授，开始时耶鲁拒绝了容闳的捐赠条件，但听说容闳准备将这批书捐赠给哈佛时，耶鲁改变主意，决定接受容闳的捐赠及条件，1877年耶鲁设立了中文教授，这是美国大学中第一个教授中文的教职。容闳的捐书也为耶鲁东亚图书馆的成立打下基础，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耶鲁的东亚图书资料已经成为世界知名馆藏之一。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容闳原本受孙中山之邀准备返回中国，但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1912年4月21荣蒙归天家，葬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哈特德福（Hartford），享年84岁。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