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反抗力甚巨。排斥基督教的种种尝试从未绝迹。中国改革开放，国门大开，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无任欢迎。然而一些人却仍旧热衷于基督教“中国化”，以中国旧有的（包括被“改革开放”抛弃的和行将被抛弃的）文化习俗及政治意识形态重铸基督教神学，对西方神学思想熟视无睹。

基督教生于地中海开放商业文化背景中，实同自我封闭、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画地为牢、闭门称霸的小农意识迥不相侔。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国的“世界化”是一个两难选择。我们不幸把“中国特色”硬套在“基督教神学与教会”上，似乎封闭僵化、拒绝外部舆论乃“民族化”的题中之义。

数落起来，封闭的“中国化”概念由来已久。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看，昔日那些梯山航海而来的西方传教士，乃是人类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他们不远万里，抛别家乡的优越生活，来到中国边陲不毛之地及穷乡僻壤，给中国文化带来新的生机，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已成为“三教九流”中的一教一流，获得合法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代传教士筚路蓝缕的开启工作。如果历史的研究不数典忘祖，就不应抹煞中西文化史上这艰辛苦而感人肺腑的一章。基督教对于古老的华夏文化，实为一种革命性改造力量。然而，由于中国不是一般封闭的国家，故基督教极难进入。传教士只得迁就隐忍，甚至有的人儒冠儒服，并不惜一改基督教的初衷，入朝为宦。基督教传教士初次来华，为迎合中国民众的心理，采取了一些变通办法。然而其中有不少不足称道的弊端。如，唐代景教采用儒、佛用语。20世纪初的“本色教会”运动中，有的教堂采用佛教礼拜仪式，焚香燃烛、跪拜诵经。也有人编写中国民谣式的赞美诗。这就是基督教“儒教化”、“佛教化”。

1926年，中国基督教会有人建议保留迷信的中国节日，提出除圣诞、复活等基督教节日外，还应保留三种“孝亲敬祖”的节日——清明节，集中本族亲人于墓地，由家长司仪祈祷、唱赞美诗、讲祖宗善德、清扫墓地；追元节，即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亦即鬼节；孝亲节，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亦举行祈祷、唱赞美诗。这种不伦不类的仪式如果真的实行的话，也会令人捧腹。

基督教原来根本反对鬼神迷信，反对祭祖拜天等活动。中国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的一支。20世纪50年代中国平祖坟，埋墓碑，砸祖庙，毁观音，也反对上述迷信事端。上述基督教“中国化”包含了被中共革除的严重封建迷信色彩。

这里且不论中国封建“孝道”的观念是否值得提倡——这是吃人礼教，即使提倡孝道，那也是世俗道德家和街道里弄干部的事，不是教会牧师的本份工作。认为婆媳相睦，真神就喜欢，这也太降低上帝的“身份”了。我们现在实行法制。法的力量并非完全可以被“孝敬”的大道理取代的。《二十四孝图》中残忍无情、毫无人性的“孝道”，难道还适合法制时代吗？中国“孝”道的实质是借祖宗荫庇青云直上，因而窒息了个人主义。中国人“哭丧”这门艺术远远高出西人，乃因为“我的妈呀，你怎么丢下我们不管，我可怎么办呀？”如失考妣，则晋升无望，“后门”被堵，这就是中国文化。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则鼓励个人奋斗。

由此可见，“本土化”、“处境化”、“中国化”的神学强调从“实际国情”出发，其实包含着对基督教真正信仰的曲解和篡改，包含着对现实的不恰当的妥协、默许与迁就，从根本上把信仰与非信仰，宗教与非宗教混淆起来。“国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据。基督教并不因国情而改变其信仰真谛。

基督教会不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倒应该以“爱”为纲。然而，教会有时会成为渲染仇恨与暴力的场所。如说：“反对我们的人，就是站在我们的敌人方面。”这样激烈的阶级斗争话语令人乍舌。这很有点“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滚蛋”的味道，也很像“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人莫予毒，不允许别人反对，使人吃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怎么可以不允许、不听取别人的反对意见呢？怎么反对你，就是敌人呢？对于政治上、信仰上的“敌人”，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吗？恶恶相报吗？本来很讲博爱与谦卑的基督教会，有时反倒凶神恶煞，容不得反对意见。

没有人说过爱艺术、爱鲜花、爱科学，首先必须爱国家、爱政党、爱领袖。这里牵涉到基督教的本质问题。基督教在政治上是大同观念，超出国家、家庭、种族以及阶级的界限。昔日的家庭宗教、部落宗教、民族宗教，均被这一普遍大同宗教所代替。基督教不属于某一家族、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阶级、某一社会、某一人种、某一性别。基督教自从产生以来，就对整个人类发言。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耶稣提出以“独一上帝”作为全人类的崇拜对象。他不偏袒任何一国一族之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异国人、陌生人、外姓人、外地人之说。在基督教中，任何“他乡”遇到的都是“故知”。这个宗教不煽动对异国人的仇恨。相反，它对仇人、异国人负有正义与仁爱的义务。国家间的界限也被打破。

在历史上，拿基督教为种族计划服务者不乏其人。德皇弗里德里希大帝强迫军队信仰上帝，把新教联合为路德教会，使路德教成为国家的一个部门。路德教的牧师可以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必须宣誓：“我誓以至诚宣誓服从并效忠于普鲁士国王，我将努力培养人民使之成为忠于祖国、服从法律、尊敬国王之忱佣。凡与公共治安有害的结社，我绝不赞助参加；凡有害国王的密谋，我若有所知，必先报告国王。”这可以说是“三自爱国”的模范。教会还可以向官方“告密”。德皇阅兵时则说：“日耳曼人是上帝的选民，我，德皇，直接承受上帝的精神。我是上帝的宝剑、上帝的武器、上帝的战将。”这里，爱国与爱教、国家与教会是一回事，如联体婴儿，不可分离。教会一旦堕落为国家的附庸，便肆无忌惮。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牧师拉赫曼（Lehmann）说：“德国是上帝所计划的世界的中心，德国向全世界宣战，乃是上帝精神对于世界之污浊、罪过、奸邪的惩膺。”足见德国教会已堕落为国家附庸，教会及牧师成为爱国主义培养机构与宣讲员。不仅德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如此。有人慨叹说，德国人说上帝在德国人一边，法国人说上帝在法国人一边。难道今天上帝忽然又站到中国人一边，即站在中国的那一部分特别优秀的人一边吗？

教会不应当是培养爱国情操的场所。培养爱国主义可以参加各种政治文件的学习，可以进党校、上党课、看爱国电影、参观历史博物馆和伟人纪念堂、瞻仰墓碑、到烈士陵园扫墓、请人作忆苦思甜报告、读革命小说、唱革命歌曲，而不必进教堂。人们进教堂，是为着宗教的目的，出于宗教的动机。基督教本身则轻视国家利益。耶稣不是爱国者，而是世界主义者。耶稣是被爱国者杀死的。他反对神化国家。

创立基督教的耶稣一群人，原本是没有祖国（他被“祖国”放逐）的流浪者（outcast），是被家庭、社会、国家抛弃的人，是被排除在“社会”以外的人。他们是悲惨而不幸的人，又是令人“厌恶”的人（wretched），决不会入朝为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在他，这是很自然的。但基督徒若离开家园，四处飘零，乃是正当合意的。我认为，既然信奉耶稣创立的宗教，就不必当幕僚，当议员，顶戴花翎，身穿官服。和尚、神父、修士、阿訇，均不得以其宗教身份议政参政——他可以以平民身份参政，但不得以其信仰为标准。他必须代表平民，而不代表政府。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特色的教会”并不是基督徒唯一最终选择。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不少教会中人自作多情，一厢情愿地试图把封建的传统文化与基督教融合为一。然而，“孔子加耶稣”这一著名公式并没有使中国人对基督教产生好感。传统的儒学代理人认为这是对孔子的侮辱。他们认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不可与耶稣等量齐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夺取政权之前，就猛烈抨击“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勾结”，把“孔子加耶稣”当作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勾结的阴谋批得体无完肤。基督教被认为是“帝国主义文化”。一个帝国主义文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中国化”、“本土化”、“处境化”的，更不应当被“化”为中国式的宗教。

从基督徒的立场看，耶稣是“神人悖论”，既是神又是人，看来不合情理，实则是一大真理。孔子虽为圣人，但毕竟是凡人，怎么可以与耶稣等量齐观呢？儒家与基督教某些人可以在阻挡“民主化”与“现代化”的基础上合流，但断乎不会联合推动现代化建设。今日推行“中国特色”基督教会与神学的人，不知不觉中落到旧的窠臼中。不同的是，他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