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也好，档案也罢，其所呈现出的蒋介石都只是部分的蒋介石，一个是私领域的蒋介石，一个是公领域的蒋介石，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蒋介石具体化，从二维变三维。”日前，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维开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作题为“日记与档案中的蒋介石”的讲座时如此说道，这场讲座由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主持。

蒋介石日记自2006年在美国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开放以来，引起了新一波蒋介石及民国史研究的热潮。

曾任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总干事、党史馆副主任的刘维开，是台湾民国史研究权威之一，以熟稔档案、精于史料考辨而著称。他认为蒋介石的日记持续时间长（近六十年），内容丰富，经过长时期阅读与解读，可以了解蒋介石生活化的一面。作为最早阅读和利用蒋介石日记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刘维开认为蒋的日记中有许多记事是档案难以呈现出的。

在讨论其阅读蒋介石日记的观感时，刘维开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作为基督徒的蒋介石一生对于基督教信仰之贯穿始终和虔诚。刘维开认为，从蒋介石亲自修改吴经熊译的《圣咏译义》和王家棫译的《荒漠甘泉》这两部译稿可知，蒋对基督教教义和《圣经》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而从蒋的日记更可以看出，他在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一般公众往往认为蒋只是为和宋美龄结婚而信仰基督教，蒋的日记显然推翻了这一错误印象。刘维开曾据此写作一篇《作为基督徒的蒋中正》的文章，他说，蒋中正的信仰来自两个时间点，一个是西安事变，一个是1949年。这两个时间点也是他一生中的两个转折点。西安事变后的次年——1937年的复活节，蒋就写了名为《耶稣受难于余之启示》的祷词，说明从西安事变中他怎么去体悟耶稣对他的改造。从1937年耶稣受难日开始，他正式对外公开表示他就是一个基督徒并说大家都应该信仰基督。到1938年的受难日，他还把耶稣的事迹和孙中山的革命结合在一起，发表《为什么要信仰基督》。刘维开说，他在蒋1949年前后写的日记里读不出蒋有什么挫折感，认为是基督教信仰帮他渡过了难关，而这也使得蒋对基督教信仰更为坚定：从1949年开始的每一个复活节，蒋都会发表祷词；每天早上起来一定有早课，晨祷或读《圣经》，还有午课和晚课。

世人心目中的蒋介石似乎常是古板甚至刻板的印象，但从日记可见蒋介石在戎马倥偬之余注重休闲生活，比如他很重视旅游和娱乐。蒋介石旅游的范围非常广，一是成为领袖之后的巡游；二是在办公场所或居所周边短距离的活动，最常看到的是去南京的汤山和重庆的黄山；三是度假性质的旅游，时间较长，如他每年都要回一次溪口，去一次庐山，从1922年到1937年长达十五年时间内他只有两年没有去庐山。蒋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超级玩家”。在1935年2月24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游艺与俱乐，不可少也。”蒋的娱乐活动，日记中最常见的是观影剧、下跳棋。有人统计过，他曾在两个礼拜内，看了12部电影。他还在日记中记下看电影的感想，比如有一次看完《秋瑾》，他就在日记里写他当年革命的一些情况，和王金发等人的交往。

刘维开说，日记的公布也让世人多了一个渠道来了解蒋介石的家庭生活和身体状况。宋美龄因为身体不好，常出国休养、治病，蒋就会在日记里写下他对宋的思念之情。日记里还呈现出他对蒋经国、蒋纬国的期望，这些内容在档案中都不大看得到。在日记中，也有不少身体病痛方面的记事，包括他早期眼睛不好，不能读书；中期牙齿不好，他记述了拔牙的经过；西安事变之后，他翻墙出去时摔了一下因此患上背痛；长期军旅生活中受了风寒而患上风湿病；最严重的是长期困扰其休息的失眠症等。

作为政治人物的蒋介石在公共场合会极力控制情绪，但在日记里就无所顾忌了。刘维开指出，蒋在日记中常用极强烈的字眼或非常主观的意见批评人或事，但这些字眼或意见在转化为档案的过程中消失了。此外，日记中的蒋常自我检讨，处理问题时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心态都显现出来。而日记中一再出现蒋介石埋怨没有干部、没有人才、权责不相称等内容，也显示出他的无力感。据刘维开的阅读和解读，蒋介石的无力感最强的一段时期是在1948年。

对两岸三地和海外蒋介石研究既有成果如数家珍的刘维开，认为蒋介石日记的公开虽不会推翻以往的研究成果，但会让我们对问题的分析更加细致，能丰富蒋介石相关研究，也使蒋介石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人，更趋近于一个“人”。因此，在刘维开看来，日记的公开有助于还原一个更加人性化的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