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晚，昆明发生了严重的暴力恐怖案件，震惊世界。根据政府披露的信息，暴恐案件是由新疆分裂势力策划组织的。新疆分裂势力与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结为一体，近年来有越演越烈的势头。对于这样的组织及其暴恐活动，在严厉打击的同时，也极有必要加强对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

就21世纪波及全球的暴力恐怖活动来说，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堪称标志性事件。自此以后，反恐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正确性。而九一一的实施者具有明显的宗教极端主义倾向，宗教由此成为反恐斗争中难以回避的元素。在这一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对当代宗教，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的研究也成为热点。

新疆分裂势力也与宗教极端主义有关。每一篇分析民族分裂主义的报告，都会提到宗教因素。很多人都提到新疆的地下经文学校，在那里，有人误导青少年“杀一个异教徒，可以长十年功”，为“圣战”而死，可以永生“天堂”。谁是异教徒，什么是圣战，解释权也在这些人手里。局外人在读到这样的资料后，常觉得这些人愚不可及。

问题是，为什么这些表面上愚不可及的事情能够长期存在？就此次昆明暴恐案件的表现看，凶手基本都有必死的心态。在一座省会的火车站，穿戴特定的服装，竭尽全力行凶，可以说是不计后果，视死如归。这些年轻人为何要做出这样激烈的举动？

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在各界的总结报告中，宗教界提交了一份成绩不错的答卷，这就是，全疆2万座清真寺，没有一座卷入暴恐事件。我们还知道，宗教工作在新疆具有重中之重的地位，每一座清真寺都有干部负责，都一位阿訇都不断被教育培训，每篇讲道的稿子都要保证质量。应该说，我们的工作已经达到很难再深再细的程度。然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暴力恐怖活动呢？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们仅仅从宗教学视角做一点分析。依据宗教学理论，任何宗教组织的存在与成长，都是满足信众需求的结果。谁能为信众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谁的教会就能得到比较好的成长。如果不能提供有效的宗教供给，这样的教会就会衰弱，被他人替代。而当合法的教会不能充分满足信众需求的时候，宗教活动就会转入地下。

由此反思我们的工作，当我们在表面上将合法教会管理得井井有条的时候，这些教会是否有效地满足了信众的需求？教职人员在教义上是否具有足够的造诣？在信众中是否具有崇高的威望？实际上，放眼全国，我们的宗教人士团队距离满足信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的高等院校没有一所宗教学院，教职人员的专业学位基本上来自国外——从中东到美国。不是所有人都想去国外读学位，而是我们自己放弃了培养自己的人才！

如果有两会代表读到这篇文章，希望能够正式提案：尽快在中国高校建立宗教学院，为中国宗教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在地方调研中，我们甚至听到宗教工作中的反智主义倾向。有些干部很直接地说：你说是把宗教人士的教义水平弄得很高好管呢？还是让他们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好管？他的答案当然的低了好管。现在的结果看，管是好管了，但是不管用。“关键时刻用不上！”在一些地方，地下教会之所以生生不息，与教职人员的水平直接相关。

宗教学理论还告诉我们，极端教派会在一定范围内吸引一些参与者，但总体上不可能规模很大。因为加入这样的教派，成本太高，直接面临法律的制裁，甚至会随时失去生命，绝大多数人不会参加。这也提示我们，面对三股势力，在依法打击的同时，科学地分析其产生的土壤，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就一定可以遏制其蔓延。

本文摘自作者博客。原文：昆明暴恐案的宗教学分析

作者简介：魏德东，哲学博士，副教授。1982至1986年在南开大学哲学系学习，获哲学学士学位，1991至199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先后获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主编《宗教社会科学》年刊，《宗教公益事业论丛》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