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传道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被上帝特别地拣选出来、服侍教会和信徒。不过，传道人在服侍的过程中也面临不少困境。福音时报同工一年多来走访了多地基层教会传道人，看到许多传道人在服侍中面临诸多的压力与困境。就着这个现象，福音时报同工专访了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段琦教授，以下是段琦教授的分享。
说实在我对这个问题虽然知道一些，但并没有作过深入调研，因此没有什么发言权。不过也想就此谈些看法。对基层传道人的贫困现象我是在作口述史时才略知一二的。大约在2005年，我去福建莆田，遇到一位从福建神学院毕业已工作好几年的女传道，她说她每月工资是400元。当时她没有结婚，所以生活还勉强可以，但一旦结婚有孩子，那就会很紧张，所以她说，今后要找丈夫的话，不能找传道人，否则养不了家。
最近这些年，我又去了福建，遇到平潭的一些传教人，他们都说现在他们的状况已大有好转，教会给他们的待遇基本与社会持平。前几天到上海，了解到华东神学院的老师的工资也与社会已基本接轨了。但我去年去黑龙江时，得知那里有的农村传道人至今还是每月400元。从《天风》杂志上我看到不少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传道人至今没有什么收入。
现在看来基层传道人的收入，全国很不一致，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传道人经济来源基本都有保障，但经济落后地区，或者说一些信徒思想保守的地区，特别是当地的农村地区，传道人收入极低。这里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信徒本身贫困，特别是城镇化，家中的主要劳动力都外出打工，留下来的老弱病残，自己生活都困难，无能力养传道人。二是信徒思想观念有问题，认为传道人应该吃苦，故意苦待传道人。这种思想观念的产生原因是多层次的。
解放前，中国教会几大主要宗派，如圣公会、卫理公会、浸会、中华基督教会（主要是长老会背景的教派组成的），内地会，甚至包括一些小教派，如安息日会等传道人都是有收入的，因为外国传教士来华时也是有收入的，他们把这一套教会制度也带了过来。中国传道人虽然工资比他们要低，但总还是有固定收入。当时有些宗派办的教会学校对传道人的子女入学也有所照顾。所有这些开支，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国差会承担，中国信徒的奉献意识一直比较差，一则是基层中国信徒比较贫困，另一原因是传教士也没有大力培养中国信徒的自立能力。只有在自立教会中，中国信徒的奉献意识比较强，但这些教会在整个中国教会中所占的比例较小。
解放后，切断了与外国教会的联系，中国教会没有了海外资助，也不再有制度上的传承。教会经历了解放后一系列的运动，全国多数农村教会在土改时就停止了活动，多数传道人，特别是农村传道人都回家务农，他们成了农民。农村信徒大多数都不再聚会，即便有少数人聚会也只是家中的亲朋好友聚会，根本就没有供养专职传道人的概念。到文革时中国教会表面上停止了一切活动，所有的聚会都是地下偷偷进行，那时的传道人基本都是由热心的平信徒带领，他们不仅没有收入，还要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教会基层领导人大体由他们担任，基层的教会制度也都由他们制定。从他们个人的经历出发，传道人就应该受苦，他们也把这个理念带给了整个中国基层教会，因此反对传道人有固定收入也就顺理成章了。
中国基层教会信徒接受的很多神学思想受倪柝声影响较大。当今中国土生土长几个教派中聚会处、真耶稣会发展较快。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较推崇早期基督教的那种形式，即凡物共用。聚会处传道人就是没有固定收入的，倪柝声很早就提出“凭信心生活”，至今聚会处的传道人都没有固定收入。在一些大城市他们传道人的生活基本没有问题，但对农村教会而言，则传教人也许生活就不会那么有保障了。信徒可能会把自家的农产品拿给传道人，传道人的吃也许不成问题，但其余的家庭开销就很难以为继了。
要解决基层传道人的生活问题，我想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改善贫困农村的条件。笔者得知有些教会牧者想方设法带领当地农民走致富之路，如搞农业革新，增加信徒的收入，以保障传道人的生活。这条路给传道人提出很高的要求，不是很容易的。二是要设法扭转信徒苦待传道人的这种观念，使他们认识到他们这样做是极其错误的，传道人的工作是神圣的工作，苦待传道人就是苦待基督的事工，是对基督的事工不尊重。与此同时，要把海外和国内东南沿海的教会是如何对待传道人的事例告诉信徒，开扩他们的眼界。
我想观念的扭转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这要靠坚持不懈的努力，反复的讲解宣传。但我相信只要持之以恒，是会逐步取得效果的，东南沿海的教会就是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