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信弟兄是《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的作者，也是《山雨——富能仁传》的译者，但他说，令他更为感动的是瑞典传教士路得姊妹一家的故事——《客旅》，“他们一家是非常普通的基督徒、传道人、教师和福音工作者，但他们的经历给了我非常大的震撼，我知道上帝的力量，不仅在圣徒身上，也在像路得一家人一样普通的基督徒身上。”他认为这个故事，比柏格理和石门坎更为真实和纯粹。
“我愿用基督徒的心为柏格理写传记”
阿信弟兄三十多岁的时候，虽然早已受洗，但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进入教会历史写作是在他38岁的时候，当时他到了贵州，并非为了写伯格理传记，而是去做生意。在人生的艰难之中，上帝给了他特别的呼召，到了贵州，他知道了石门坎，并被柏格理的事迹所感动。后来他发现，当时在国内研究柏格理牧师的人都不是基督徒，当时他就想：虽然我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我愿意用一颗基督徒的心，来为柏格理写一篇传记。
当他写这本传记的时候，没想过会出版，也没有想过会带来影响力。他只是每写一章，就放在新浪博客里，渐渐地有人关注，出版之后在国内影响就比较大。这本写柏格理的传记叫《用生命爱中国》，2009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当这本书完成之后，刚好阿信的几位朋友组织了一个柏格理和富能仁牧师的画展，这时他看到了有朋友从香港带回来的《山雨——富能仁传》。工作间隙，他翻了这本传记，发现香港的译本在语言表达上和大陆人的理解有些差异，于是产生了将这本书重新翻译成中文的想法。这本书于2011年翻译完成，当时未出版。2012年的时候，他又从以诺文化的彭强弟兄那里得到了一本同样写西南地区传教士故事的书，叫《客旅——瑞典宣教士在中国西部的生死传奇》，他看完非常感动，开始翻译这本书。
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英语水平有限，需要不断地校对，于是他找了一些英语水平相对较高的弟兄姊妹合作，由她们进行直译，他再根据原文修订文字，并不断考证书里提到的人名和地名。当时，他买了很多地图，包括西南地区和云南地图。2014年，《客旅》和《山雨》同时出版。
阿信弟兄为什么愿意做这些事情呢？阿信在翻译完《山雨——富能仁传》第三章的时候，他在博客里写过个人感受，他承认翻译《山雨》是一个苦差事，“以我手头搜集到的资料，完全可以写一本《富能仁》的传记，而且受的约束还要少得多。”但他也从中受益，“翻译给了我新的美感。让我在英文中体会作者的思考和用心。”
另外，做这些工作的稿费也不多，“我翻译《客旅》的稿费还不够我买书送人”，但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他见证上帝给了自己很多恩典。“我也是一个蒙受神恩典的人，应该要做这样的事情。”
最喜欢《客旅》：他们普通如你我，但充满上帝恩典
他回顾了翻译《客旅》的过程，这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翻译的过程中充满着感动。“因为它很普通，这是一本关于普通的传教士家庭的书，里面的人不像富能仁和柏格理做出了那么大的成就，《客旅》里的宣教士很普通，就如你和我。”
1924年，人口只有几百万人的北欧瑞典，20多岁的妙龄女子哈拿认识了美国的一位宣教士，这位宣教士向她介绍了宣教士在云南传福音的情况，并希望能有更多人到云南传福音。后来，4个姊妹（《客旅》作者路得的母亲哈拿是其中之一）从瑞典一直坐船到了今天的缅甸南部，然后从伊洛瓦底江坐船到北部，再从今天的仰光，骑着马，经过半个月的行程，到了云南腾冲。当时宣教士进入中国西南的路线一般有两条，一个是沿着长江到今天的重庆，再进入西南其他地区；另一条线就是沿着印度或缅甸进入云南西部。所以，当时的腾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宣教基地，当时富能仁就在腾冲，以此为据点开展福音事工。
大概一年之后，从瑞典到云南的四个姊妹中就有两个死了，均死于难产。她们在云南结婚，但生孩子的时候没有医生，距离他们最近的医院在仰光，需要用两个礼拜的时间骑马过去。她们到中国后的第四年，大概1928年的时候，《客旅》作者路得的爸爸卡尔得到了神的呼召。他是瑞典一位农产主的儿子，本来能继承家业，但有一天在森林里砍柴时，上帝的话突然临到他，告诉他要到中国去。当时他已经35岁，在得到这个呼召之后，马上回家将斧头收起，并决定到教会学校学习医药学和中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后，他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之后，他就和哈拿相爱了，他们结婚的时候需要经过教会长老同意和祝福，包括家庭的允许。家里当时十分惊慌，告诉他们千万不能结婚，因为当时从瑞典去的姊妹因为结婚生孩子已经死了两个人了。
但靠着神的爱，他们还是决定结婚，后来生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女孩便是《客旅》的作者路得。他们当时是在腾冲传福音。到了1935年，卡尔觉得神对他们有特别的呼召，腾冲还太繁华，由于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着深刻的爱，他就骑马到了今天云南陇川的幕水，这位宣教士后来被当地人称为安牧师，他的宣教故事也被记载在云南宣教史上。
当他们到达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上时，上帝告诉他们就是那里。
阿信为何说《客旅》这本书普通呢？“因为它不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的故事，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由丈夫带着妻子和孩子，顺应了上帝的呼召，就到了山里面，并定居在那里。”当地的酋长给了他们一块地，免费，还告诉他们你们建教堂，而这些教堂也就是我们少数民族孩子的学堂。《客旅》的作者路得当时就是在爸爸办的乡村小学里读书的。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传教士的故事，如果没有这位传教士的女儿写的书，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有这位宣教士。《客旅》后面部分的故事非常跌宕。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随后缅甸和云南腾冲被占领，这个传教士家庭是当时怒江西岸（日本人占领区）唯一的宣教家庭，当时所有的西方宣教士都被看为是美国人的间谍，所以很多日本兵看到他们后，就将他们全部关进集中营。被关一个多月后，在一次美军的空袭中，这位传教士被炸死了。在他离开的那一天早上，他曾让妻子和孩子去集中营对面的马路上散步，尽管被日本人看管着，但他的妻子还是顺从了，趁着日本人睡觉的间隙偷溜过去，不到几分钟，轰炸的飞机就出现了。当时，这位母亲只有三十多岁，因为受不了打击，就告诉日本兵“你们干脆把我和孩子一起杀死”。日本的军官立马从腰里掏出手枪，并说若你真的想死，我马上动手。
就在那时，哈拿一下子清醒过来，她知道自己遇到的是一些禽兽般的人，就对日本兵说我没那个意思。当晚，这位母亲一直在想，上帝拣选她到中国，让他的丈夫离开家族，到中国宣教，并跟着神的带领到了一个小山村。后来被送进集中营，她不解地问上帝：“为何你不让飞机炸死日本人，而炸死我的丈夫呢？”她开始怨恨上帝，不愿意再祷告，可就在那一天晚上，九岁的路得看见了耶稣，她吃惊地告诉妈妈，那是耶稣。
但哈拿看不见，并问孩子是否精神失常了，路得却听见耶稣还在说话，并说那人穿着白衣。这位母亲一下子就明白了：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在丈夫惨死的时候，在他们的护照全部被炸毁的时候，就这样一无所有的时候，上帝的灵仍与他们同在。
在这之后，日本兵将哈拿和路得丢到缅甸和中国西南地区接壤的一个山林里，让他们自生自灭。那时大概是1944年，当时这位母亲病得厉害，就在小孩走山路去给妈妈打水时，竟然发现了美军的传单，并得知美军要轰炸那片森林，如果是贫民就离开森林，因为美军要轰炸的是日本人。小孩就回去告诉妈妈这件事情，并带着病重的妈妈从山上下去，可是她们遇到了日本人，那个日本兵对着女孩连开三枪，但是枪都没有打响。
第二天，路得和妈妈哈拿跟着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到了田野里，没走多久，她们就看到了一个小男孩，走近一看，发现孩子手里拿着小火柴。当时哈拿身染疟疾，病得非常严重。
当问小男孩从哪里得到火柴时，她们知道了前方有一条中缅边界的界河，对岸有美国人，这位母亲突然有了希望。“美国人走了吗？”小男孩说：“没有”。哈拿就请小男孩去告诉美国人，说这附近还有一位外国人和她的女儿，已经成为日本人的战俘很久了。并请求男孩在见过美国人之后回去，告诉她们美国人都说了什么，“我保证你会因此得到奖赏”这位母亲对小男孩说。小男孩走后，哈拿和孩子不停地祷告。不久，小男孩兴奋地回来，并告诉这对母女：“美国人希望你们过河去！”
哈拿充满感激地看着孩子，并对他说：“希望你再去一趟，告诉他们我病得太厉害，无法走路了。”小男孩的身影又消失了，再次返回时，他的身后跟了三个美国大兵。一个少校、一个战地医生和一个勤务兵，应那位母亲的要求，他们给小男孩送了珍贵的礼物，小男孩高兴极了，又蹦又跳地回了家。战地医生给哈拿做了检查，并说必须用担架抬到美军那里。
“村长好奇地看着这一切，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地位已经发生了改变，就在转瞬之间，我们恢复了人的尊严。”《客旅》中这样写道。当时，那位少校告诉村长，如果他帮忙照看好那两个人，他明天来的时候会送上一份厚礼。并告诉这对母女，他会回来接他们，请务必放心。那是哈拿和她的女儿路得呆在那里的最后一晚。
在经历了长达16个月的囚禁和审问后，一切的恐惧都要结束了。“妈妈重新恢复了对于生命的盼望，眼里满是喜乐，并流出了对于上帝的信实和怜悯的感恩的泪水。”路得在书中写道。
第二天，村里的妇人扶着哈拿，帮助她在村里的河边洗了澡。很快，他们就看到了昨天的美国大兵，他们抬着担架，迎接这对母女。他们给村长送了贵重礼物，将母亲放在担架上，战地医生将女孩扛在肩上，行过了一片旱田，走过一条河，很快就看到了美国大兵。从那一刻起，她们成了自由人，心里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那一天是1945年1月23日。
阿信说，每次读这个故事都很感动，因为书中的人物都是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他常常想起那个小女孩，那时差不多10岁多一点，为何记忆力如此准确。后来，这个女孩和妈妈回到了瑞典，因为曾在中国受到创伤，所以每次听到飞机的声响，就会条件反射似的跑到一个坑里躲起来，这是留在她生命里的后遗症。很多年后，她的抑郁症才被治好。
等路得18岁，要进行职业选择时，路得说自己坚决不当宣教士，因为自己的父母在中国所受的苦难太多了，“我不愿再这样，我宁愿做一个医生或者普通人。”因为自己的妈妈是宣教士，路得有机会参加一个在英国举行的基督教营会，她就和上帝说自己不愿当宣教士，若神还是想让她继承父母的事业，那她有一个条件。“我爸爸卡尔离开瑞典前往中国之前在英国学习了半年的中文，我要遇到爸爸在英国认识的人才会当宣教士。”这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因为他的爸爸没留下任何书面文字告诉她自己曾在哪里。可就在这次营会上，她做销售时，一位老弟兄竟然问她是哪里人，她回答瑞典，老弟兄说我也认识那里的人，欢迎你卖完冰淇淋后到我们家做客。
当路得去到老弟兄家里，看到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吃饭时，老弟兄的女儿突然拿出一张照片，问路得是否认识照片上的人。路得一看，那是她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就问老弟兄为何有那张照片。原来，老弟兄一家人每年都要去英国东海岸渡假，但这一年，他们被告知那边的服务员由于疏忽，忘记为他们预留的房间了，作为补偿，他们获得了去西海岸免费渡假的机会。他们一家就去了西海岸，临走前一天晚上，老弟兄的女儿在收拾书桌时，却发现了书桌缝隙里的那张照片，她就把照片放到包里，并带回了家。直到她看到瑞典的路得，就把照片拿了出来。
阿信透露，在他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曾怀疑作者是否在说假话，但他看到书里的情节如此真实，上帝的带领如此完美。当时路得20多岁，她明白了上帝的爱，并且要呼召她传福音。后来，她和先生从瑞典去了澳大利亚，当时大概是1973年或1974年，越南发生了战争。很多越南人从海上逃离到了澳大利亚，他们就服事那些难民。
有一天，路得和一个小姊妹聊天，突然女孩很恐惧，因为听到了天上飞机的声音，路得就和她分享了自己当年的经历。这时，路得明白了上帝为何让她经历在中国的那段艰难岁月，是要让她能够服事那群同样经历过战乱和亲人死亡的人。
译后的话
阿信说，他被这个故事感动了。“也许柏格理的故事我们做不到，没有神的带领，我们无法像他一样成为苗族的救星，没法复制石门坎传奇，也没有办法像富能仁一样成为‘傈僳族使徒’，当然，他们都是被神带领。我想，路得姊妹他们一家是非常普通的基督徒，普通的传道人、教师和福音工作者，但他们的经历给了我非常大的震撼，我知道上帝的力量，不仅在圣徒身上，也在像路得一家人一样普通的基督徒身上。”
“一个个寂静的夜晚，床前孤灯，常常累得手足酸痛，连欢乐的力气都没有。那段时间里，我一度患腰肌劳损，痛得坐立、躺在床上都不安，只能趴在客厅里长沙发的椅背上，这样感觉疼痛好受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经常趴在那里，手里拿着我买来的好几种云南西部地图，眼睛顺着怒江大峡谷和龙川江，在腾冲、龙陵、陇川、瑞丽一带寻找和书中英文名相似的一个个小地名。由于书中提到的外国宣教士名字是英文，中国地名也是英文式拼音，我又找到多种资料，如《云南基督教史》、《滇西基督教史》、《圣歌弥漫的山谷》、《舍命的爱》等，一个一个考证书中出现的人物和具体地名，并附上注释。当我翻阅十几种资料，最终确定路得一家居住的小山村就是陇川幕水，而且今天这个小村庄还叫幕水这个名字时，我的心中满有自豪和喜悦。”等翻译工作完成后，他还这样回忆过翻译那本书的时光。
阿信（笔名）是学者，也是作家，但他说自己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专门从事文字翻译与写作。他不仅写了《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还翻译了《客旅：瑞典宣教士在中国西部的生死传奇》、《山雨——富能仁传》。目前正在翻译的系列作品有戴存义夫妇著《戴德生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内地会——上帝国度的拓展》、《把生命献给四川的传教士——盖士利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