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信弟兄第一次知道石门坎是在去贵州做生意的时候，因为感动，化学专业的他开始向文字工作者迈进，然后就开始写《用生命爱中国——伯格理传》。“虽然我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我愿意用一颗基督徒的心，来为伯格理写一篇传记。”阿信说，那时他38岁。2009年，《用生命爱中国》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写《用生命爱中国：伯格理传》、翻译《山雨——富能仁传》和《客旅》

提起伯格理牧师，很多人都不陌生，他于100多年前大学毕业后，放弃了银行里舒服的工作，带着基督的爱来到中国，在贫困的贵州石门坎创建了教会学校，建了也许是中国第一个男女混游的露天游泳池，在前一位传教士的基础上创造了苗族文字，被几十万苗族同胞沿用至今……

从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沈红女士所写的《石门坎：“炼狱”还是“圣地”》那里，他第一次知道伯格理，心向往之。后来又读到杨大德先生写的《中国石门坎》、王树德先生写的《石门坎与花苗》和伯格理写的《在未知的中国》等关于伯格理牧师的书。

但杨大德和王树德和其他一些写伯格理牧师故事的人均非基督徒，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伯格理的献身精神和人格魅力。“而作为基督徒，在下深知柏格理的力量来自他信仰的上帝。于是，在2007年初，在下产生了按这样的思路重写柏格理故事的想法。”阿信在2007年的日记中写道。

能够认识并亲自写下伯格理牧师的故事是令人兴奋的，阿信写道：“贵州两年，认识柏格理，所经受的辛苦和艰难全都变为喜悦；认识伯格理，贵州在我心中一下子成为富有文化的地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美、最值得留恋的地方。”

然而，写作背后的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他更加学会了依靠神。“从《伯格理传》5章开始，写作越来越成为上帝本人的工作。”“笔耕让我成为一个稍稍像样的基督徒。”“整整40天的跋涉之后，今天早上7点起来，完成《柏格理·第五章》的写作。在这些天里，体会到对细节的烂熟于心和圣灵的同在。不可或缺。勤奋。”阿信常在写作间隙，于日记里记下神的带领。

除了《伯格理传》，阿信还翻译了其他传教士的传记，如《山雨——富能仁传》《客旅：瑞典宣教士在中国西部的生死传奇》，目前正在翻译戴存义夫妇著《戴德生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内地会——上帝国度的拓展》、《把生命献给四川的传教士——盖士利传》。

《用生命爱中国》完成后，阿信参加了一个关于伯格理和富能仁牧师的画展，翻开《山雨——富能仁传》一读，发现香港的译本在语言表达上和大陆人的理解有些差异，于是产生了将这本书重新翻译成中文的想法。这本书于2011年翻译完成，当时未出版。2012年的时候，他又从以诺文化的彭强弟兄那里得到了一本同样写西南地区传教士故事的书，叫《客旅——瑞典宣教士在中国西部的生死传奇》，他看完非常感动，开始翻译这本书。

翻译中的苦与乐

能够借着翻译去重温传教士的经历是令人兴奋和感动的，但其中的辛苦只有自己知道，不过，阿信弟兄知道，神的手一直在帮助他，而他也相信这些工作将给多人带来益处。

他在翻译完《山雨——富能仁传》第三章的时候，他在博客里写过个人感受，他承认翻译《山雨》是一个苦差事，“以我手头搜集到的资料，完全可以写一本《富能仁》的传记，而且受的约束还要少得多。”但他也从中受益，“翻译给了我新的美感。让我在英文中体会作者的思考和用心。”

另外，做这些工作的稿费也不多，“我翻译《客旅》的稿费还不够我买书送人”，但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他见证上帝给了自己很多恩典。“我也是一个蒙受神恩典的人，应该要做这样的事情。”

阿信只有英语四级水平，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找了英语水平较高的弟兄姊妹合作，由他们进行直译，他再根据原文修订文字，并不断考证书里提到的人名和地名。当时，他买了很多地图，包括西南地区和云南地图。

“一个个寂静的夜晚，床前孤灯，常常累得手足酸痛，连欢乐的力气都没有。那段时间里，我一度患腰肌劳损，痛得坐立、躺在床上都不安，只能趴在客厅里长沙发的椅背上，这样感觉疼痛好受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经常趴在那里，手里拿着我买来的好几种云南西部地图，眼睛顺着怒江大峡谷和龙川江，在腾冲、龙陵、陇川、瑞丽一带寻找和书中英文名相似的一个个小地名。由于书中提到的外国宣教士名字是英文，中国地名也是英文式拼音，我又找到多种资料，如《云南基督教史》、《滇西基督教史》、《圣歌弥漫的山谷》、《舍命的爱》等，一个一个考证书中出现的人物和具体地名，并附上注释。当我翻阅十几种资料，最终确定路得一家居住的小山村就是陇川幕水，而且今天这个小村庄还叫幕水这个名字时，我的心中满有自豪和喜悦。”等翻译工作完成后，他还这样回忆过翻译那本书的时光。

最令我感动的是《客旅》

为何是《客旅》？阿信有着自己的理解。“因为它很普通，这是一本关于普通的传教士家庭的书，里面的人不像富能仁和柏格理做出了那么大的成就，《客旅》里的宣教士很普通，就如你和我。”

‍‍‍‍1924年，‍‍人口只有几百万人的北欧瑞典，20多岁的妙龄女子哈拿，受到上帝的呼召，来到中国云南边陲小城腾冲，传播福音。哈拿一行6人，其中4位是年轻未婚女子。在到中国不到3年的时间里，4人中有两位离开人世，均死于难产。‍‍

‍‍卡尔的父母是农场主，也是《客旅》作者的父亲，本来能继承农场。但卡尔33岁那年，在森林中砍伐树木时，上帝的话临到他，要他舍下这一切去中国传福音。卡尔默默地放下砍刀，到学校进修医学。1928年，卡尔抵达腾冲，和先他4年来到这里的哈拿结婚。当家乡亲友知道他们预备结婚的消息后，很担心哈拿一旦怀孕，会要了她的命。‍‍

婚后，夫妻俩还嫌腾冲不够偏僻，生活不够艰难，跋山涉水来到罕有人迹的高山村落——陇川幕水。他们在那里建教堂、办学校、开设医院，长年累月地和当地老百姓生活在一起。

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一家沦为日本人的俘虏，丈夫卡尔惨死在日本人的战俘营里。本书作者路得，是卡尔夫妇的女儿。1936年初，刚出生几个月的路得就被父母抱在怀里，飘洋过海来到腾冲。二战中，她差点死在日本人的枪下。一天，路得捡到一张美军传单，单张告诉当地人离开丛林，美军要轰炸。路得到山下寻求当地部族的帮助，‍‍那时她只有9岁。‍‍

在中缅边境深山老林中像野人一样生活的这对母女，在绝境中很偶然地被美国大兵救出，经印度回到家乡瑞典。身心都受到巨大伤害的路得在家乡经历了中西文化的冲突，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和传道人。这时她才发现，她所遭受的一切能够让她帮助到那些和她一样遭遇患难的人，这里面充满着神的美意。

‍‍1995年，路得回到云南幕水，发现50年后，这个小村庄里的每个人都成为了基督徒。

阿信说，随着年龄增长，他更喜欢《客旅》里讲的故事，认为这个故事才真正代表了外国宣教士在中国普遍的经历。“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就像一粒粒麦子，一粒粒完全不被人记住的麦子，落在中国的地里死了。而正是由于他们无怨无悔的牺牲，我们今天才能看到他们结出的灿烂的果子。”阿信曾在翻译这本书后写道。

他如此解释原因，“也许柏格理的故事我们做不到，没有神的带领，我们无法像他一样成为苗族的救星，没法复制石门坎传奇，也没有办法像富能仁一样成为‘傈僳族使徒’，当然，他们都是被神带领。我想，路得姊妹他们一家是非常普通的基督徒，普通的传道人、教师和福音工作者，但他们的经历给了我非常大的震撼，我知道上帝的力量，不仅在圣徒身上，也在像路得一家人一样普通的基督徒身上。”

伯格理富能仁等传教士写日记对于国内文字事工的启发

由于阿信是文字工作者，在谈到传教士的工作对于当今教会的意义时，他更多关注的是国内的文字事工。

当我们研究教会历史，会发现文字事工是和耶稣基督的福音相陪伴的，若没有门徒们对于耶稣讲道的记载，我们不可能看到“主祷文”“八福”和众多圣经书卷。而其中，《使徒行传》是由日记构成的，“我们也会说路加写这卷书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但其间少不了人的工作。”阿信说。 

外国人在中国传福音时的文字资料是非常丰富的，如伯格理和富能仁等，他们会以日记的形式写下一天的经历，日积月累，不仅他们能在其间看到上帝的工作，他们也知道自己走过的路，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客旅》的写作和出版就和传教士卡尔与哈拿写日记和信件有关。大概是1951年的时候，那时中国已经解放了，这本书的作者路得收到了一个缅甸人邮寄的包裹，里面都是路得的父母卡尔和哈拿写的书信和日记。因为傈僳族、佤族和克钦族的弟兄姐妹知道，哈拿和卡尔拥有的东西不多，但留下的书信和文字无比重要。因为拿到这些资料，路得才开始写父母在中国的经历。

阿信认为，我们都在讲福音中国化，这其中基督徒能参与的就是积极去记载关于福音的故事。借着文字，很多福音工作能够继续。 

因此，他鼓励基督徒们多多记录神的恩典，因为借着文字，不仅可以记录神的恩典，还可以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属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