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成都基督教会仁济医院

走到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古铜色的大型群雕，有高鼻梁、长卷发、手持听诊器的外国妇女，也有用担架抬着病人的医生护士，这座浮雕名为《百年大爱》，凝聚着二院的精神文化。这所医院由加拿大传教士启尔德创办于1892年，起初名叫“福音医院”，后改名为“仁济医院”，它曾于抗战时期，本着“爱众人的心”的理念，积极救死扶伤。

早在1892年11月3日，由加拿大基督教循道宗卫斯理会（Canadian Methodist Church）派遣到中国华西的传教差会——加拿大英美会（CanadianMethodist Mission）就在成都的四圣祠北街创办了四川历史上第一所西医医院“福音男医院”。1896年，又在临近的新巷子开办了“福音女医院”。这两所医院都被成都老百姓习称为“四圣祠医院”，后来又均更名为了具有中西文化合璧特征的“仁济医院”。

1912年、1913年，四圣祠女医院、男医院分别启用了堪称西南顶尖、国内一流的新大楼。同时，早在1913年，四圣祠男医院就成为了四川和成都地区历史上第一所红十字医院。1914年、1915年四圣祠男、女医院分别开办了男、女护士高级职业学校。1914年四圣祠男、女医院成为华西协合大学开办医科的教学医院。那时，两所医院的硬件设施、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都代表着西医在中国的最好水平。

抗战爆发后，沦陷地的许多大学搬迁到了成都华西坝，成都四圣祠仁济医院就作为了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联合办学而组建起的三大学联合医院的主体，大后方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医院，在整个抗战期间发挥了许多具有大后方医院特点的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一、引领当时中国现代医学进步发展

抗战期间的四圣祠仁济医院，名医荟萃，竞展才华。史料显示，抗战时期医院外科开展的手术已经涉及普外、骨科、胸外、泌尿外科、神经外科、整形外科等等，已基本专科化。仅据残存的四圣祠男医院手术室手术登记册的不完全统计，1938年1月至12月，开展的手术就有50多种。此外，多项国内首例、世界创新的医疗技术在四圣祠男医院诞生。

1938年，著名神经病学先驱程玉麟教授在四圣祠男医院内科病房设精神病床，用胰岛素昏迷疗法和发热疗法治疗精神病人，开创了国内精神病现代治疗之先河，距Sakel创用胰岛素疗法治疗精神分裂症仅3年。

抗战期间，刚刚30出头的吴英恺到成都参与了胸外科临床工作。据史料记载，他与当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的外籍医生娄可斯合作在四圣祠医院成功开展了中国首例食管癌切除术。“当时癌已经有苹果大小，占据着食管的末端，经左胸腔和左纵膈游离并切除了食管下段，而后将胃游离上提到胸腔，并在主动脉弓平面以下做了食管胃吻合术。”吴英恺成功地担任主刀并完成了这台手术。正是当时众多的名医国手在四圣祠医院为抗战中的中国医疗创下了无数奇迹，也使四川的医疗卫生水平长期处在全国领先地位。

同时，四圣祠仁济医院由抗战前的一所大学教学医院成为抗战中的三大学联合教学医院，在教学管理上更加严谨科学规范，也集聚了更多的名师大家开展教学，培养了一大批后来成为医学泰斗的人才。抗战时期，在四圣祠仁济医院工作、学习过的就有吴阶平、张涤生、杨振华、罗德诚、张光儒、冉瑞图等等。

二、积极发扬红十字精神投身抗日救国

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四川红十字运动在组织数量、医疗救护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发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表彰地方红会，称誉“尤以川省成绩为佳”。成都四圣祠仁济医院作为四川省和成都市的红十字会医院，既是救助受伤兵民的重要医疗点，又是中国红十字会在当时创新的“伤病之友”运动的重要支持力量，还是日本大轰炸中四川反空袭斗争的重要组织“空袭救护队”的队员培训点和危重伤员抢救治疗点。而且，在每一次日机轰炸成都期间，医院都敞开大门庇护前来躲避的市民，成为成都民众心目中的一处护佑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华西协和大学毕业在四圣祠仁济医院工作的罗盛昭医生，主动奔赴抗日前线，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救护队救护第二大队十一中队队长。他领导救护队驰骋数万里，救治受伤军民12万余人，本人在前线负伤，治愈后又义无反顾重返前线，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复员。

三、用博爱精神和精湛医术救治众生

抗战期间，被公推担任成都四圣祠三大学联合医院院长的戚寿南，在条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本着“爱众人的心”的理念，对广大同胞关怀备至，尽一切努力救治受伤民众，他经常是饭未吃完即丢下筷子为百姓治病，挽救了无数贫穷病人的生命。当年在成都，“戚院长”之名家喻户晓，有口皆碑，无不称道。由于他医术精湛，极负盛誉，“四大家族”及政府高官亦多请医，并派专机接送，戚寿南本着挽救生命的精神并不回避，因而又有“御医”之称。当时，因美国空军来华，成都四圣祠三大学联合医院曾被指定为空军后方医院，抗日飞行员“以少胜多”与日军英勇作战，负伤之飞行员皆送往“三大学联合医院”抢救，戚院长在医院内安排了特别医疗区，对每一伤员均亲自诊疗或会诊。

作为基督教会性质的成都四圣祠仁济医院，在抗战期间更是主动行动、并响应中国政府的号令，积极接纳送来的全部伤员，还组织救护队救治遭受敌机轰炸的伤者，对部分受伤民众完全免费。当时三大学联合医院诊治的病人数大大增加，平均每日在院病人约400人，门诊人数年约10万。仅在1939年6月11日108架日机对成都大轰炸的当天，四圣祠男医院就施行急救手术救治重伤者约70人。在1945年7月，成都遭日机轰炸后发生霍乱大流行期间，四圣祠男医院在旁边的福音堂楼下设立临时隔离医院，收治病人达600之众，而死亡率仅10%，创下了当时成都市的最低。

这个时期，四圣祠仁济医院无论是救治普通民众、达官贵人，还是抗战英雄，以及不同国籍的病员，都秉持了“救治大众、服务大众”这样一贯的博爱精神，进一步弘扬了医院自身的“仁爱济民，勤慎服务”优秀传统，因而在民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四圣祠仁济”这一医院品牌便得以流传至今，成为她后来演变成今天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