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金陵协和神学院举行了65周年院庆暨院教堂献堂典礼，当天下午举办了以“神学教育与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为主题的交流活动，来自各大院校的学者以及神学院同工的代表进行了依次发言。研讨会共分为上下两场，其中第一场就基督教中国化这一主题进行阐释；第二场围绕“神学教育与社会建设”展开分享。
第一场
上海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在发言时介绍了基督教新教在华的四次转型，一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基督教神学教育开始自身崛起，从教会的体制之下开始创办独立神学院。一时间中国四境兴办了很多神学院，这个时期被称为中国神学教育的崛起时期。二是20世纪50年代，基督教神学教育由数十家变成一家，就是金陵协和神学院。但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基督教教育地缘中心并未在内地成型，而是从大陆转移到了香港。伴随着文革的开始，金陵协和神学院也不得不停办了16年时间。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是基督教神学教育的重启与复苏时间，并且在这一时间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开启了从港台回归的黄金时期，为中国教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人才。四是目前的21世纪，是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第四次转型。这一次的任务相对于以前来说更加艰巨，需要注重神学教育的质量与数量，在专业程度上有相应的提升。这是一个黄金的转型期，对于中国神学教育而言拥有更多地负担与重托。
杨慧林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对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他分享了《对极性（polarity）与相互性（mutuality）的思想空间》，他认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是很有张力的，这种张力既是一种对立也是一种关联。这种关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文化中也处处可见，他引用英国学者戴维斯（Oliver Davies）和特纳（Denys Turney）所编著的《静默与圣言》一段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本书中说到“他通过精神的祭坛宣讲静默，那是上帝尚未为人所识的召唤，由另一种静默的言说在最隐秘的圣所歌唱，音韵绵长。”静默与说话本身是对立的，然而有效的统一在了一起。还有我们的经典《圣经》本身也是将新旧两约结合统一为一个整体，也是处于对极中的。而神学教育的本质而言就是“如何将启示属于今天的时代”，如何使神学“在当下的存在中更新”或者“使已经发生过的圣道成为正在发生的圣道”。他的这番思考使在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上又多了一些路径，旨在使基督教在这个看似“东-西”不搭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处境中具有关联性。
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就神学教育中国化与基督教中国化主题分享了两个有关丁光训和匡亚明的小故事，通过这两个小故事带给听众一些思考。第一个故事：有一年，金陵协和神学院丁光训主教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商量在南京大学成立南京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此事得到匡校长的赞同。后来就在南京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宗教研究中心，很多金陵的老师与南大的老师得以在一起交流，学生之间也可以相互了解对方很多的知识。其间共有14年的深入合作，并且出版了很著名的期刊，在学界与教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发是——中国神学教育亟需加强中国文化研究。教界应该与学界有更多的连接，更加深入透彻地理解中国文化。第二个故事：丁光训主教曾经和匡亚明一起讨论过有关妈祖崇拜兴起的原因，发现妈祖崇拜并不是建立在系统教义的基础之上，但是为什么能被传承这么多年呢？据了解妈祖是古代一位有智慧的女子，她因为住在海边又懂得一些天文知识，因此经常帮助渔民了解天气情况。有一天渔民出海之后，妈祖发现天气有变，就顾不得自身的安危去海边通知和帮助受到恶劣天气影响的渔民，而不幸牺牲。此后，很多人就开始形成自发式的纪念活动，一直流传到今天。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中国神学教育与中国神学研究要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这些民间文化为什么会流传几百年上千年呢？他们又没有系统的教义，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可是却依旧流传下来了。可见中国人对于新事物的接纳是有着自己的取舍的，跟严密的逻辑或者整全的信条关系并不大。如果我们基督教神学教育能够注重这一切的研究，相信会给我们教会的发展带来更多地可适应土地。
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略教授针对“基督教中国化”一题，提出应该“从早期基督教的发展来看基督教中国化”的趋势。他认为早期基督教能够迅速的发展，可以归纳为6个主要的原因：1：使徒性——早期教会的领袖对于传福音有着极大的热情。2：大公性——基督教信仰超越了国家民族、性别和社会阶级的界限。围绕着耶稣所展开的弥赛亚运动，不只是为了犹太人，也是为了非犹太人，叫他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初期教会就已经将此作为教会的异象，整个宣教活动都是以万民为对象。3：道德性——虽然教外人士对于教会有一些误解，然而对于一般人而言，基督教最触目的地方就是信徒的价值观念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中表现出来的无私的爱。4：卓越领袖——这些领袖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当时的社会精英，是非常有学问的一群人，如：查士丁、奥利金、德尔图良、爱任纽等等，都是当时社会中广受赞誉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基督教的答辩，往往能够赢得当代有识之士的尊重。5：殉道精神——很多的人在面对罗马帝国的监禁和迫害时，仍旧保持着他们的爱，他们的信仰，这就很令当时的旁观者感到诧异，反而强烈引起他们对于基督教了解的兴趣。6：相对稳定的环境——头两个世纪罗马帝国政权稳固，并且在帝国内部修建了25万公里的路，这为传教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在基督教早期的文献记载中绝无出现过要推翻罗马帝国的言论，基督徒清楚的认识到，他们所盼望的国度不同于犹太人所认识的那样，因此在犹太人的叛乱中基督徒都拒绝参与，这与保罗和彼得在书信中所教导的顺服掌权者不无关系。
张略教授认为，基督教无论传到哪里都会面临本土化的问题，不论是使用当地的语言传教，将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都是本土化的重要部分。比如孟高维诺在将福音带给蒙古部落的时间，就将圣经进行了部分的翻译，并且教导蒙古族用本民族的语言唱诗歌颂神。早期的天主教不允许将圣经翻译为除拉丁文以外的任何语言，这就导致很多人在崇拜中并不知道圣经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很多改教家就纷纷翻译圣经为本民族语言，这也是本土化的事例。基督教是一个普世宗教，并不单单属于任何一个民族，在我们民族里面如何让我们民族的人看得懂，读得懂，听得懂，并且能够无障碍地接受是我们进行中国化的意愿。当今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什么？佛教？道教？儒家？现在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是一个文化不彰而花果飘零的局面，基督教中国化不是附庸于这些文化里面，换掉我们的信仰内涵，而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对于社会有一定的付出与担当，为所看得见的中国信徒进行服务。文化多元是一个世界的主题，这个主题不但在中国，在世界各国都有，包括以色列也赞同文化包容。国人不可能先给我们一个绝对真理的标准，然后认可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所做的值不值得别人的认可。
从社会层面上来看，耶稣对于“爱邻舍”的教导，是要让信徒在这个世界上有担当。这样的担当不是我们传福音的借口，但是确实又可以吸引很多人接受福音。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借着好处吸引人入教，而是这就是我们所当付出的行动。“爱邻舍”是基督教的基因，是我们本身的目的，而不是一种策略，基督教中国化也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尽心去爱邻舍。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基督教中国化也是一个必要的历程，早期基督新教在进入中国的时候，是在“帝国主义”的保护之下，基督教要洗脱“洋教”的色彩，更多地被处境化的中国百姓所接受。在民间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依旧是将其当作彻底的外来宗教，在接受信仰的过程里面就会有很多的羁绊，因而逐步消除他们这一类的看法，是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向。从另一个方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国外势力也的确借助宗教进行很多的渗透活动，不但在基督教里面，还有在藏传佛教里面，国家对于此现象而言是一视同仁的，都要求具体的宗教在政治上要维护国家的安全。
福建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岳清华博士就福建省基督教的在地化以基督教中国化在福建教会的文化实践”为题进行了分享，他指出福建教会强调以中国教会为主体的办教模式，自上而下的落实责任。他分别从五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福建教会中国化的过程：1、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体创造者是中国人，而我们应该怎样将中国人的故事讲出来是福建教会的一个在地化过程。重点突出中国信徒在信仰里面的实际事例，这样有血有肉的故事是最有力的言传。2、强化组织管理。福建教会要求教牧同工常修为牧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共同办好福建教会。3、坚持三自办教原则。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中国化及其在中国处境化的一个本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福建教会秉承三自的原则，联合众多教派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以切实办好中国教会为目的，目前已取得相当大的成绩。4、多样化的人才培养。人才始终是一切的关键，福建省基督教加大教会对于人才的选拔，借助于国内的神学培训机构，为教会储备管理、学术研究、牧养等多样的人才。5、开创新型事工。这些新型事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是中国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对于文化的参与是一个被认可的过程。比如在诗歌、建筑方面更多地发掘我们古典文化的美妙，将基督教与中国古典文学、建筑、音乐有机的联系在一起。
四川神学院副院长龙尚勇以《人才培养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保障》为题进行发言，他说：“培养人才、使用人才，中国化才有期待。教会不能埋没人才，使有能力的人无事可做，这是教会的悲哀。”他列举了佛教在中国的兴旺，指出其中原因多是因为他们对于人才的塑造。如果一个宗教是任人唯亲，只知道蝇营狗苟，只懂得奴颜婢膝，只会吃吃喝喝，这样的一个宗教也必定没落下去。教会要开拓眼界，不要自我的制造矛盾、阻挡进步、唯利是图，容不得人才甚至害怕有人才。
燕京神学院教务长陈驯博士认为“神学教育”是“神学”和“教育”的整合体。他指出，我们既要注重神学，也要懂得教育。今天的中国日益强大，人们对于基督教的认知也趋于理性，信徒的质量也都在不断地提升，所以神学和教育神学是我们教会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的神学教育要吸纳优秀的人文精神，立足教会的发展需求，有计划的完善我们的神学教育。我们面对的更多地还是中国人，我们传教的对象更多地也是中国人，因此从这个处境出发，我们的神学教育就要更多地着墨于如何将神学教育与当下联系起来，培养一批有民族自尊心，又根植于美好中国文化并且具有献身精神的优秀人才。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教育英才也应该是教会所需做的乐事之一。
第二场
金陵协和神学院常务副院长陈逸鲁牧师以金陵协和神学院为视角，分析了《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思考》，他提到目前中国教会共有7个转型，分别是：1、从西方神学到中国化的转型。2、从挤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型（殖民主义到一带一路）。3、从特殊阶层到专业人士的转型。4、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5、从阶段性学习到终身学习的转型。6、从面授到网络学习的转型。7、从冷知识到暖知识的转型。他指出，在这个转型期金陵把握机会提升本身素质，为中国教会不断地培养可用的人才，这是金陵的责任，也是社会建设的需要，教会与社会始终都不能割舍开来，教会需要知道社会的气息，以便于自己能够在社会上更好地突出自身存在的意义。
陕西省基督教两会王俊牧师强调了神学教育对于教会发展的重要性，他说，神学教育与教会建设是关联在一起的，神学教育要为教会建设提供属灵服务、人才资源、理论研究以及伦理指导并发展趋势。因为神学教育对教会的导向有很重要的影响，它影响着教会增长的质量、教会牧养的模式、教会的体制建设、教会的公众形象等方面。因此办好教会的前提是，如何办好神学教育。金陵作为中国神学教育的最高学府，也实在担负着神学的走向问题，过去的金陵为中国教会提供了莫大的帮助，也祈愿以后的金陵能够在神学教育上面有更多地成果。
金陵协和神学院陈永涛教授也结合自身的教学处境作了发言，他着重介绍了神学教育的内涵就是“翻出来”，这一句话是陈泽民老院长的一次讲道题目，来源于圣经“他名要称为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认为翻出来是一个必然的进程，如果这些言语都没有翻出来，那么我们根本不懂得这些词汇的意义。神学教育的一个基本作用就是将真理翻出来，能够被大众所接受所认知。对于神而言，我们是不需要翻译的，而对于我们现实处境的社会来说，我们是需要进行翻译的。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一个翻译真理的工具，将基督教真理在不违背各样原则的情况下变成我们都能够明白的言语，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教会在处境化中的需要。
安徽神学院院长陈田元牧师结合神学教育的问题，谈到中国教会最终面对的还是中国社会，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的把握是我们当前神学教育的一个关键之处。对于当前的神学教育，一些重要的成果需要积极的巩固起来，比如人才的培养力度，神学教育的深度，并要在此基础上逐步规范神学教育的运行机制，扩大神学毕业生的格局。在神学实践方面，要有切入点，探索如何服务中国教会，积极建设具有中国人文气息的教育神学。
中南神学院副院长肖安平牧师以神学教育的理念提出基督教中国化是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神学院自主培养的学生决定了中国教会不再在真理上受制于国外的差会。他还引用寇世远监督的话说：我们必须指出过去在中国建立的神学教育机构，在观念上、做法上、行政上往往忽略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影响，不愿意或者不屑于从事适应国民国情的必要安排，只是一厢情愿的照搬西方的现成模式，虽勉强有人接受，然而终究难以真正适合中国人的理念。中国的社会环境是复杂的，中国的文化也是多样的，因此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也是需要积极探索的，而神学教育的作用就是有关如何为现阶段中国教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人才的。这是中国神学教育的重要特色，使之融合中国文化，走进中国教会，面向中国教会，反映出鲜活的生命力，又丰富普世教会，为普世教会作出贡献。
华东神学院苏志明老师认为神学教育需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教育”“研究”“培训”。这些方面与中国教会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神学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就会直接影响教会怎样的“发展”。神学教育关系到中国教会当下的生存及未来的发展，只有立足中国的处境和教会的实际，才能真实地培养出符合时代的工人，同时神学教育也要丰富教会的自身建设，为中国社会提供道德的指引和灵性的价值。这是中国神学教育在当下努力的方向，帮助中国教会在当下找到自己、建立自己、发展自己和完善自己，也是为普世教会做出中国教会当有的贡献。
总结：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不断接触中，有关如何使基督教能被中国人所接受的这一问题，始终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经过老一代基督徒领袖的不断研究发现，基督教想要彻底的融入中国人的生活里面就需要本地化，简言之就是在中国的处境中与我们的国情相适应，这是基督教在中国自身前进的需要，而不是将真理的模样进行抽换。真理是唯一的，但是表达真理的方法却有很多。打个比方我们要去北京，可以选择乘坐高铁，也可以选择乘坐飞机，还可以乘坐汽车，至于有人选择骑乘，这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别人的目的不是去北京。因此允许以不同的文化展示我们合理的信仰，就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关键方法。
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质是教会在中国该怎么样去发展，基督教中国化不是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基督教，而是反思教会在中国社会的位置，这样的位置中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也正是因为此，各地的中国化其实也都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异，在不同的省份里面，因着不同的社会环境，教会的在地化也有不同的内容。神学教育是一个理念的教导，目的是帮助中国教会在理念上对准中国教会的处境，以便教会更好地在中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