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国内读书圈出现了一件事，2021年7月10日，内山书店回归中国，落户天津。鲁迅之孙、鲁迅文化基金会秘书长周令飞，郭沫若之女、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名誉会长郭平英，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特命全权公使志水史雄，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出版局局长李旭炎等嘉宾到场并致辞。那么这家书店有何传奇？吸引了这些人物来为其捧场呢？
相信不少70、80后的人，在学生时代都读过《一面》这篇课文，对鲁迅与内山书店的故事印象深刻。而这家书店的主人叫内山完造，是鲁迅的挚友，其一生充满了传奇。
内山完造生于1885年，是日本冈山县人。从小是个熊孩子，不爱读书，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他在12岁时就踏入社会，到大阪、京都等地的商店当学徒，此后有相继从事了工人、管家、投递员等等职业，在“社会大学”中积累了丰厚经验。
内山完造结识了牧野虎次牧师，在他的影响下，受洗成为基督徒，其人生也因此得到改变。内山完造原是个不法商人，经常坑骗消费者，但接受基督信仰后，在牧野循循善诱下，不再干这些违法勾当，甚至有了当传道人的想法。
在牧野牧师的介绍下，内山完造与井上美喜子结婚，并一起来到中国上海。内山先是在药房工作，后夫妻俩于1917年在虹口北四川路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881弄）开设了内山书店，并于1929年迁至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11号。
出于店主人虔诚的信仰，内山书店主要以经营基督宗教书籍为主，后又拓展到医学以及社科等类书籍（其中包括不少马恩著作）。根据《鲁迅日记》，他最早光顾内山书店是在1927年10月3日，当时花费了十元二角，买了四本书。此后鲁迅成为书店的常客，到他去世前，一共去了500多次。内山完造与鲁迅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了挚友。
熟知民国史的朋友都清楚，当时蒋介石政府迫害鲁迅等左翼作家，他们的书籍成了禁书，个人生命也遭到威胁。而内山书店因为是日本人开的，国民党特务不敢查抄，于是这里就成了鲁迅以及其他“进步人士”代销书籍的最佳场所。《一面》这篇课文就描述了这段传奇历史。此外内山书店也是左翼人士的避难所，除了鲁迅之外，陶行知、郭沫若等人也都在此躲避追捕。
内山完造的举动自然引起了某些势力的不满，关于他是“日本间谍”的谣传开始流传，而当代某些自媒体不察，或出于其他目的，就极力渲染内山完造是间谍的说法，误导了不少吃瓜群众。
不过内山完造作为在华日本人，很难超越历史的大环境，也违心地做过一些让国人无法接受的事。比如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内山书店就为侵华日军烧饭；而上海沦陷后，曾介绍许广平加入一个文化汉奸组织。当然根据鲁迅后人的说法，这些事情都是出于无奈，并非其有意为之（见周海婴《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友谊》一文）。
抗战爆发初期，内山完造曾回到日本，但很快就被京都的特务课逮捕，原因是他写过对华友好的文章。此后又在东京被警视厅逮捕，因其在书店窝藏了中日“进步人士”。
但这两次入狱都有惊无险，他在1938年又回到了中国。他在上海仍持反战立场，因而没少到日本军部的“做客”。
1945年日本投降后，内山书店被国民政府以敌伪资产被没收，而他也被遣送回国。在日本侵华期间，内山完造有意无意地做了一些不法的事，在信仰的作用下，他在晚年陷入深深的忏悔。决定把余生都投入到中日友好事业中。
内山完造与1950年创建了日中友好协会。1954年参加接待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1956年11月19日，到上海鲁迅纪念馆参观并题词：“以伟大的鲁迅先生为友人的我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人。”
1959年，内山完造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来华访问，但不幸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根据他生前遗愿，内山完造遗骨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内山书店旧址，在1981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在2019年内山完造的后人访问天津，希望书店能够回归中国。建议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于是在今年七月这家有着104年历史的老书店，再次回到了她的故乡。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