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衡潭：福音时报专栏作家

贺岁电影一波又一波地涌过来了，宣传的攻势如潮，实际动人心眼的不多。《刺陵》云里雾里，让人莫名其妙；《三枪拍案惊奇》费了很大劲，讲了一个老掉牙的故事；能够入眼的看来还是《十月围城》。

这部电影讲的是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故事，准确地说是与他相关的一些人的故事。孙中山，我们了解辛亥革命后的他比较多，而对他早年奋斗的经历却知之甚少，至于那些支持跟随他的民众，我们的了解就更微乎其微了。而革命宛如大潮，也是由涓涓细流所构成的，没有那些舍身相从的市井小民，革命也难成蔚然。《十月围城》关注的恰恰是这群小民。

历世历代，百姓小民关注的都是自己的生活生存，柴米油盐，爱恨情仇。让他们与革命挂上钩，肯定有特殊的缘由。阿四的理由很简单：老爷对他好，想让他上学，帮他给心上人照相馆的阿纯提亲，还答应给他们完婚。这么好的老爷，他吩咐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刘公子一生为情所困，千金散尽，潦倒落魄，他不知道这是对是错；来了一个参与的机会，就索性孤注一掷，奋力一搏，留名于后世。沈重阳好赌如命，弄得妻离子散，最后，他为了自己未来在女儿眼中的形象而投身护驾行列，与歹徒恶战。

方红本反对父亲投身革命，后来，看到父亲惨死街头，她才奋不顾身地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可见，一般民众参与革命通常是为情所动；“臭豆腐”似乎有点政治情怀，牺牲之际，他告诉朋友，他的名字叫“王复明”；只有像陈少白这样少数人才有明确的革命理想与抱负。而正是革命家的坚定与正直，才点亮了人们心中的激情，发挥出极大的能量。陈少白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而他自己又成为李重光的光源与榜样。精神的力量就是这样传递与扩展下去的。在抓阄推出孙中山替身环节中，恰恰作为李玉堂独生子的李重光抓中了那个阄。大家都觉得意外且认为不可，尤其是陈少白，他曾经答应过李玉堂：只出钱不出力。而今天连李玉堂的独生子也要献上了，陈少白从情感上当然难以接受。李重光却坚定地执行了这一裁决。大家事先一致决定的方式，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原则公平公正，才会激励更多人加入。

在这场护驾事件中，产生最大转变的是李玉堂。他当初支持孙中山、陈少白，不知是出于何种动机与目的，也许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也许是看中了长远的商业利益，总之，长时间他只出钱不出力，他特别反对独生子李重光介入。李重光在街头抛撒革命传单，他硬把儿子拽了回来。但在报馆被封的严重关头，他挺身而出，成为抗暴领袖。他原来一直坚守自己是一个商人，却不知不觉成为了一个革命者。

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为自己奔忙，人人都在等待自己的机会。严孝国也是如此。“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杀死孙贼！报效朝廷！”他的忠心孝国也许是个幌子，而抓住机会让自己得以高升才是真正的用意所在。他手下那些精兵强将、爪牙鹰犬也莫不如此。严孝国也利用人的这些弱点：“有喜好就会有执着，有执着就会不顾一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可以向自己的同胞大开杀戒，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最后他功亏一篑。

为自己而活，这是人的本性。一个人仅仅依靠本性而活，或顺或逆，或富或穷，或贵或贱，都没有太大的差别，终归要来的死亡会拉平一切。只有本性被改造，只有一个人为真正崇高的使命而活时，他的生命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与意义。就像李重光所说：“阿四，你说每天闭上眼看到的是阿纯；而我闭上眼，看到的是中国的明天。”

不过，中国的明天依然抽象。如果中国的明天仅仅是中国的昨天之重复，那意义更不大。我们不能只是为明天而活，意义应该就在当下。我们这些人就生活在李重光等人所说的中国的明天，可我们又有多少长进呢？我们又有多少人真正配得过李重光们拼死奋斗所换来的生活呢？李重光们看到这中国的明天又会作何感想有何感慨呢？

就是革命，也是一个模糊字眼。孙中山先生自己也拿不准：“十年以前，一个学生在这里提问：何为革命？我告诉他，革命，就是要让四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了，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次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如果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我们到底何去何从呢？从十年前的孙先生还是从十年后的孙先生呢？所以，李玉堂问刘公子：“为一个女人值吗？”刘公子反问：“为明天的事儿，值吗？”刘公子那天在街头苦战中倒下了，这个却继续问题留给了我们。

革命其实不是求物质上的富足，也不是免身心灵的痛苦；革命是革心洗面，重新做人。没有每个个人的内在改变，外在的改朝换代、江山易主都没有什么用处，就像辜鸿铭对那些指责他未剪辫子的人说的一样：“你们剪了头上的辫子，却未剪去心里的辫子。”在中国传统中，革命，一方面指：“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卦?彖传》另一方面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汤铭》）：“作新民。”（《康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重要的是后一方面，而《圣经》对此种意义的革命论述甚祥。总的意思是我向罪死，向神活。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圣经》不仅指出了“日新，又日新”的目标，也提供了达此目标的具体途径。这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2）“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歌罗西书》3：9-10）

值不值的问题在《圣经》中也有明确的答案。真正的价值与意义同至高者相联，又与每个个体相关；不独指向遥远的未来，而是时时满溢胸间；不独为下一代牺牲，而是自己有着幸福。“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惟独你是神。”（诗篇》86：9-10）“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以赛亚书》43：7）

“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以赛亚书》60：21）当我们闭上眼睛，看到的应该不只是阿纯，不只是中国的未来，还应该有神的荣耀与冠冕，如同当年的保罗：“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7-8）

其实，孙中山早年的追随者一半以上是基督徒，他带领众人入兴中会，也是左手按《圣经》，右手举宣誓。片中的主要人物如陈少白是基督徒，李玉堂的原型李纪堂亦为基督徒。孙中山母亲的桌上也安放着一个铁十字架。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也说：“我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乃完全仰赖上帝的恩助”。

看完电影，沉恨细思，但愿我们不再有刘公子那样的问题与疑惑！也不再像阿四和李重光那样浪漫与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