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这个壬寅春节对于中国足球与球迷来说，注定是个不平凡，铭记终生的新年。先是大年初一中国男足输给了越南，让人们对于国足几乎绝望，可是在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中国女足却上演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击败了韩国队，第九次赢得了亚洲杯冠军。

中国女足顽强不屈，努力拼搏、为国争光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各方赞誉，“铿锵玫瑰”一时间占据了从主流媒体到自媒体的头条。女足的胜利极大振奋了人心，一扫男足惨败的阴霾。

中国女足以及诸多女子运动员在世界赛场上的为国争光无不令人感动，可是大家知道，在一百多年前，很多中国妇女都被迫待在闺房里，很少有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而且当时她们饱受缠足陋习的摧残，走路都十分困难，就别说踢足球了。

1863年，英国传教士麦高温来到厦门，他很快就发现当地不少妇女饱受缠足陋习的危害。他认为上主创造人类，赋予人灵魂与肉体的完整性，以非自然的方法戕害肉体，不仅不人道，更违背了主的教导。于是他积极投入到废除缠足的运动，并于1874年建立中国首个“戒缠足会”。

麦高温的义举很快就得到来华传教士以及中国有识之士的认可，1895年，英国的立德夫人在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发起“天足会”。此后，她将天足运动拓展到武昌、汉阳、汉口，广东、香港、澳门、汕头、福州、杭州和苏州等各大城市。她四处奔走，宣传裹足会对女性造成的伤害，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不利。有的女性甚至在她的号召下，当场除去裹脚布，加入到天足会。

中国的维新派也在这一时期加入了“天足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等相继在广东、上海等地发起戒缠足运动。康有为更是以身作则，除了撰写《戒缠足会檄》批判陋习外。且在遭到乡人的反对下，不给女儿缠足。

而梁启超更进一步，他在上海创立“不缠足会”时，意识到要禁止缠足，就必须从国人的审美观和择偶标准入手。只有当中国男人意识到娶小脚女人的问题，才能真正有利于禁止这项陋习。于是他“风示各学生，誓不娶小脚女子为妻”。

在中外正义、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清廷于1902年颁布法令，废除缠足，天足会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虽然有了清廷的法令，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吁。但缠足之风在中国根深蒂固，要完全废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等革命者再次把禁止缠足写入法令，重申国家对这种陋习的态度。

而随着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封建陋习进行彻底消灭，危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终于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女子的脚被放开后，一些女孩开始得以外出活动，尤其是参与各种体育活动。当时教会学校不仅严禁女子缠足，更把当时西方的体育运动传入了中国。女学生在学校里或者基督教青年会里，得以参加篮球、跑步、体操等等运动，促进了其身体的发展。

以鼓浪屿为例，据毕腓力在《厦门纵横》中记载：1925年时，鼓浪屿曾经举办一次运动，其中四分之一的参赛者为女校学生。足可见当时女学生对于体育运动的热衷了。而这种现象并非是鼓浪屿的特例，当时的上海、广州、北平、南京等等大城市的教会学校，都有女子运动员的身影，足见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女子运动的发源地之一。

而近代一些思想家也在西风东渐的影响下，十分重视女子参加体育运动，甚至将其与强国强种、民族复兴联系起来。严复就曾指出“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

梁启超则重视胎教，认为体育是培养优秀下一代的必须，因此他大力提倡学校发展体育运动，指出：“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

正是在中外人士的推动，从清末开始中国的女子体育蓬勃发展起来。在1924年的第三届运动会上就有了女子篮球、女子排球、女子垒球等竞技项目以及女子武术、女子器械体操的表演。

而在1936年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就有包括“美人鱼”杨秀琼在内的五名女运动员。

而新中国成立后，强调妇女半边天的作用，更多的女子得以投入到体育运动中，并涌现了无数为国争光的巾帼英雄。

近代以来传教士与中国有识之士的合力推动，让广大中国妇女摆脱了缠足陋习，并大力推广女子体育的发展。这是中国女子体育的开端，没有前人迈出的这两步，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看到“铿锵玫瑰”的绽放。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