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23号开始，仅仅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富士康深圳工业园已有12名员工跳楼。从“一跳”、 “二跳”开始，噩耗不断传来，连续冲击着人们的脆弱神经，终至冲破底线，举国震动，以至于愤怒声讨。富士康灾难何时终止，又如何阻止类似悲剧再次重演，人们正焦虑地期待着。

谁是富士康悲剧的制造者和推手？有评论指出，这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虽然要敲响警钟，但也不必惊慌；也有人指出，富士康集团国内80万名处于相同年龄段的年轻员工聚集在一起，很容易使一些管理问题和负面情绪不断发酵，产生“叠加效应”；也有 “专家”经过“考察”指出，中国的自杀问题普遍存在，富士康八十万员工中有这几个自杀者，和全国相比，其自杀率并不算高。

各种说法，不一而足，但都不能解笔者心中谜团。5月31日，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基督徒管理咨询师、培训师、圣经管理研究者王路加。

针对跳楼悲剧的原因，王路加认为，不能因为自杀者年龄小(平均年龄21岁)，就认为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弱，将其归结为80后90后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实际上，富士康悲剧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造成它的原因是多维度的。

首先是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出问题了。我们的社会成了一切以金钱为衡量尺度的社会，人们以财产数量衡量一个人事业的成败，拥有财富的，成为这个时代的“成功者”，贫穷者，则沦落为被所有人鄙视的失败者。暴戾之气，唯我独尊甚至强横的风气充满着整个社会。

除了社会的价值观之外，富士康自己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也是导致这些悲剧的氛围。一个企业如果只是按照销售额、企业利润、税收等来衡量公司运营状况，只要业绩上去了，就可以完全忽略员工是否快乐，是否能够在这里生活，它就埋下了企业悲剧的种子。实际上，管理者只有善待员工，为员工创造愉悦、和谐工作氛围，让员工与社会建立正常的交流而不是与社会隔绝，树立一种新的价值观，重视生命，重视人与人互相交流、关爱和接纳的环境，才能真正永续经营，持续发展。

在企业内部，建立张弛有度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地施加压力。现在西方比较流行评选最佳雇主企业的做法，销售额和利润已经让位于员工是否愉快地生活，这种做法是非常值得效法的。企业当然重视绩效，但是如果把绩效当做膜拜的对象，就会给员工带来身心俱疲的压力。

其次，非人性化的制度导致人们心理脆弱化。富士康必须变革管理制度，建立人性化的管理，建立适应人居住和生活的社区，而不是仅有工业园组成的工艺制造集中营。富士康建立了巨无霸工厂，工业园里是连绵的工厂和宿舍组成的封闭城市，而这个城市里却没有社区，没有家庭，只有宿舍和生活在这里的工蜂，只有无数的流水线和周而复始的12小时双班制工作，这里的“社会”被割裂成一个个的“单子”，一个个互不联系的“土豆”，而不是一个有生命的社会有机体。

第三，必须让员工有说话的机会。当员工面对不公时，可以通过申诉体制使情绪得到舒缓。公司应该建立越级申诉的体制，甚至设立一个专管投诉的管理中心，这样员工愿意与公司沟通而不会受到上级的报复。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管理者与员工形成良好的沟通关系，所谓“没有任何借口”的观点是荒谬的。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王路加说“企业不仅仅为社会创造财富，也要担负社会责任。而企业的最基本社会责任就是要遵守国家法律，使员工在企业有尊严地工作。一个企业必须遵守宪法和各项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如果企业违背《劳动法》和其它劳动法律法规，就是突破了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这样的企业不仅不能得到其应得的荣耀，就是生存下来也困难的。因为当一个企业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时，当中国老百姓愤而抵制你的产品的时候，企业的末日也就到来了。”

关于富士康保安殴打员工的报道，王路加说，“富士康的保安被赋予过大的权力。从法律层面上说，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第一身份首先是国家的公民，他拥有完整的公民权利。这是‘天赋人权’，是任何组织不能剥夺的；也是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的，更是我国的宪法、劳动法所保护的。保安只应该是服务的，服务于在这里工作的员工，而不是限制他们的公民权。”

一个企业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合理、企业文化是否积极健康、管理者是否具有责任心，与企业所有者的态度息息相关。近闻富士康的老板邀请了一些佛教的法师、基督教的牧师为富士康祈祷，王路加认为，如果老板的生命深处不发生根本改变，信仰不能在心中扎根，就是请来什么样的大师、大仙也不会产生根本的效果。对上帝的信仰在人心灵深处，而不是在高人的嘴巴里。

对于富士康内部采取心理辅导以及开通心理咨询热线等措施，王路加说：“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对舒缓情绪固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企业的观念不改变，做法不改变，此类措施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富士康事件，绝不仅仅是80后群体心理素质的脆弱问题，这最多只是一个次要因素，真正的原因是背后复杂的社会因素。道理很简单，80后、90后群体遍布各个城市各个行业，为什么只有富士康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本原因着手，找出釜底抽薪之道，而只是在心理问题的技术层面兜圈子，富士康的死结就依然无解。”

他还提到，政府在富士康的问题上，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当无良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劳动者死活的时候，政府需要站在弱势的劳动者一边，维护公平和正义，而不是一屁股坐到资本所有者的怀里，以为投资者带来了税收，带来了就业，带来了财富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这是完全错误的。工人应该有自己的组织，维护自己的利益，应该有集体谈判的权利，而政府的任务是保护他们享受这些权利，而不是抹杀这些权利。

对政府而言，有比税收和就业更大的事情，有比财富更加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尊重劳动者的权利和人格，尊重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这才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地方政府根本毋须担心失去这些外资，也不必担心企业将总部迁移到别的地方而失去税收和就业，在事关公民生命和人权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政府不应该为蝇头小利而盘算，而是用大智慧，用人权法典—宪法，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这样的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健康的社会。

政府在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险机制和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方面的责任义不容辞。当公民的生存权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当弱势的劳动者被置身于险恶的环境中，为生存而拼搏，与雇主孤身博弈，弱势的劳动者就会筋疲力尽，最终其活下去的意志就会被摧垮。

最后，王路加再次强调，“害死这十多位鲜活生命的不仅仅是当事责任人，我们所有的人都脱不了干系，当然也包括认为自杀率不高的‘专家’们。正是我们心中的仇恨、苦毒、自私、冷漠，正是我们对金钱的膜拜和对生命的漠视，促成了这一悲剧。要终止富士康悲剧，必须多管齐下，全社会树立尊重生命的价值观，政府通过系列政策和法律，为劳动者创造适宜生活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富士康帝国的皇帝，必须真正更新自己的生命，学会关爱和宽容，学会尊重和沟通，变革企业制度，重塑企业文化，才是根本的救赎之道。”

建立人性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已经有许多先例可以遵循，关键在于企业领导者是否愿意改变自己，知易行难，富士康能否走出悲剧泥潭，人们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