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高考来临时，不少人都会拿其与中国传统的科举做比较。当然这种类比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在考试目的上，科举是为了步入仕途，更接近于今日的考公，而非高考。而在考卷内容上，科举基本以四书五经为主，而现在的高考则是文理兼备，能够最大限度适合各类人才的需求。
虽然科举存在时代的局限，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封建王朝培养了不少人才，唐宋的繁荣昌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科举取士的贡献。科举同样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那么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又是如何看待科举的呢？
利玛窦为了在中国福传，积极研究中华文化，并与很多士大夫结下了深厚友谊。他长期混迹在文人圈中，自然也对科举印象深刻，在他的书信、回忆中，就有不少关于科举的论述。
作为走遍中欧两地的学者，利玛窦对两种文明进行了对比，而他对科举取士的方式，给予了极高评价。他在给巴西奥内伊神父的信中指出：“现在我就介绍中国的科举，也希望您把这种制度介绍给您目前服务的公侯，要他们知道在中国与意大利所推行的有多大的区别！在管理、政治与秩序方面，中国的确超过其他民族。”
这样的评价十分到位，虽然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科举内容逐渐僵化，但是其仍是较为公平的选官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才向上流动，为中国社会的治理提供了坚实保障。而利玛窦以及后来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科举的高度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公务员考试的发展。
而科举的严格淘汰率，也给利玛窦留下深刻印象。《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指出：“并不是所有希望得到这种学位的人都能得到。只有第一流的人能被选中，他们的数目取决于该省的地位和名声。”“在南京和北京两区，有一百五十名学士应召赴硕士（举人）考试。浙江、江西、福建各为九十五人，其他各省更少一些，这要视该省的地位和以前该省已经中举的人数而定。如前所述，只有学士才能有应召参加这一第二级的学位的考试，而且并非他们全部。选择由学监做出，他从该省的各城市或学习中心召集三十人或最多四十人，这一选择根据笔试成绩。但是，虽然选择很严格，在有些较大的省份，投考硕士学位的人数常常超过四千。”
由此可见，当年科举的淘汰率，远比我们今天高考难度大。在今天能达到211、985的高材生，在如此高的淘汰率面前，估计也是很难过关的。当前的高考生何其有幸。
当然利玛窦在肯定科举制度的同时，也对其不足进行了批判。同样是在给神父的信中，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至论科举取士，所考试的科目并无科学一门……也只有宫廷里或钦天监才有数学家，同时担任皇子皇孙的老师。他们已知预报日、月之蚀，不过其中错误也不少；推算日期的法则是不正确的，可说全是错谬的。物理与形而上学以及辩证学等，他们全然不知。”
虽然这些话听起来比较刺耳，但确实击中了科举考试的命门，就是只注重道德、人文方面的知识，而缺乏对自然科学的重视。而这也是造成中国近代科技落后，饱受列强欺凌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甲午战争后，科举不重科学的弊端彻底暴露，遭到了中国有识之士的强烈谴责。于是到了1905年，影响中国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就此终结。
利玛窦当年对于科举缺陷的批判，确实具有超前眼光，指出的问题也符合中国未来的走向。当然在今天，在科教兴国的鼓励下，中国高考十分注重对学生科学知识的普及，向祖国输送了大量人才，成为中国崛起、发展、繁荣的根本。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