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曾经历了几个重大的挑战。姑且不谈七到九世纪的“大秦景教”或十四世纪的“也里可温教”，仅从世界近代史看起，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有四百多年了，虽然天主教从那时开始便在中国维持下来，但是在几百年中历经挫折反复，其传播断断续续。十九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成功登上中国大陆，开始了基督教新教在华的传播。然而，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加在一起，最多也才不过五百万，不到当时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在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和清朝崩溃后，在民国初期，基督教的传播有过一段顺利时期，但很快被施展救亡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所淹没。抗日战争胜利后，基督教又有一段迅速发展时期，但很快面临了国共内战，以后随后对于基督教以及一切宗教的限制、甚至取缔。这些曲折，有很多社会历史潮流的因素，不是基督教从内部可以控制和左右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基督教回应各种挑战的策略也直接影响其在华的传播。而策略的制定，又有赖对于社会历史潮流的清醒认识。本文是要从近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些大潮流，来理解中国的特定历史处境；并且从其它国家的基督教对于历史潮流的回应，来反思中国基督教的策略制定。

当今基督教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过去的缓慢增长和挫折？为什么目前增长很快？这种快速增长能持续多久？对于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认真地研究和探讨。本文不是要直接回答这些问题，而只想提要式地讨论一下基督教在中国所面对的几个重大挑战，以及回应这些挑战的向种策略。下面分四个部分来谈，一是从总体的角度谈基督教所普遍面对的挑战以及几种回应挑战的策略；二是中国特有的民族和文化危机；三是反思基督教在近现代中国的挫折；四是反思中国基督教的现状和未来。

一、基督教所普遍面对的挑战以及几种回应策略

基督教在近代以来一直经受着两个重大挑战－现代性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挑战具有普遍性，因为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不可回避地面对了这两个挑战。不过，这两个普遍挑战在各地和不同时期的表现是各有不同的。

1．现代性的挑战

世界近代史从思想方面说源起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它高举自然和人性两面大旗，反抗中世纪的神政体制对于人的自由的束缚和压制。后来有启蒙运动的狂飙，高举人的理性，反抗盲目的信仰。接下来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人们对于自然和人自身的知识迅猛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工程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对于自然的控制和改造不断革新进步，出现了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这些近现代思想运动和社会巨变，常常被认为是反基督教的，因为近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理性，要用理性来审判一切、衡量一切，而基督教强调的却是信仰。近现代的社会变化，也是从中世纪欧洲的神圣大一统而趋向多元化，宗教不再是生活是全部。当神圣的帷幕拉开以后，人们陷于多元和相对的冲突矛盾之中。

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必然意味着世俗化，即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日益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而远离宗教。法国思想家孔德的社会三形态论是个经典的“世俗化”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必然要从宗教神学阶段走到形而上学阶段，再发展到无宗教的实证科学阶段。也就是说，“世俗化”理论盛行几个世纪，至今仍然被很多人接受为不证自明的真理。最近有学者指出，世俗化其实不足以称为理论，因为它缺少严格的逻辑推理和事实的根据。所以，“世俗化”不过是一个抽像的设想，是被很多人接受下来的一个“信念”而已。

面对现代化的发展和“世俗化”信念，基督教不能回避不理，而要必须说明为什么基督教仍然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为什么在现代化了的社会中人们仍然需要基督教信仰，为什么在未来它不会消失；并且还要说明，基督教在现代社会中有没有必要做自身调整，做哪些调整，为什么要做这种或那种调整。这些问题，是很多神学哲学家们所关注的问题，更是从事宣教的人们所经常面对的问题。要维持基督教信仰，要向不信的人传讲基督教，就不得不发展护教学。

2．回应现代性挑战的三种策略

面对时代潮流的挑战，可以有不同的回应策略：抗拒潮流、拥抱潮流、或者同潮流保持张力的调适。面对现代性挑战，基督教可以反抗现代性，这是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的策略；可以迎合于现代性，这是开放主义（Liberalism）的策略；可以是保持张力的适应，这是福音主义（Evangelicalism）的策略。

基督教基要主义者强调所信真理的绝对性，维护传统信仰的纯洁性，不向世俗潮流妥协，甚至试图扭转世俗化的潮流。当他们认识到力不从心时，有时会诉诸激进的甚至暴力的行为，因此，基要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同现代社会形成对垒。在美国，有些“民团自卫组织”（militia groups）就具有浓厚的基要主义色彩。另外一些基要主义者，在认识到难以扭转时代潮流时，则谋求“洁身自好”，致力于保持个人或信仰团体的纯洁，封闭起来，藉此坚守现代性的侵蚀。一个不同寻常的例子是“阿秘民人”（Amish people），他们在工业革命从德国等地移民到美国，为了信仰和过纯洁的宗教生活，拒绝一切后来的科技和社会发展，而坚持过去的田园生活，不用电、不开汽车、不读大学，种地和交通使用马力和人力。从积极的方面说，这种群体的存在可以令他人反思生活的真实意义，或者让人赞叹美国社会的宽容接纳力；从消极的方面说，这个群体与周围社会及其发展完全脱节，放弃了社会成员的资格，也就失去了基督徒所应有的作光作盐的使命。在美国社会中，还有很多其它基督教团体，虽然不像民团自卫组织或阿秘世人那么极端，但基本上采取的是反抗现代化的策略，同周围社会保持极端的张力，不合作、不参与，在他们自己看来则是“不同流合污”于世俗潮流之中。

另一个极端则是完全拥抱现代性的基督教开放主义者。对于liberalism这个词，有人翻译成“自由主义”，也有人翻译成“新派”、“不信派”等等，这些翻译往往带有译者的主观成见，支持者美其名曰“自由主义”，批评者则指其为“不信派”。“开放主义”可能既恰当而又不带褒贬色彩。开放主义者欣赏其开放性，他们向现代化潮流开放，愿意调整、改变过去的信仰教条，试图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固有的信条做出新的解释，甚至以现代性潮流为标准来有选择地接受固有的宗教信仰。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上帝之死”派神学。这些神学有们认为，在这个一切以理性为标尺的世俗化了的时代，基督教可以不谈超验的上帝，只需诉诸人的道德理性，以历史上的耶稣为道德楷模就行了。不过，为了顺从于潮流，有的人选择放弃这些信条，而另外一些人选择放弃那些信条，最后当这些开放主义者凑到一起时，使可能找不出什么信条不可放弃。为此，有些保守的基督教徒称开放主义者为“不信派”，而开放主义者则自辩说他们的确顺从了“世俗化”，并且将基督教的真意深入世俗之中，在世俗之中实现出来了，所以“世俗化”同时可以看作“基督教化”，是世俗和宗教的归一。在当今的美国社会中，各种程度的开放主义基督徒为数不少。一些所谓“主流教会”和“主流宗派”（mainline churches or mainline denominations）便是持有开放主义主张的。

与上述这两个极端策略不同的是福音主义。Evangelicalism这个词常常译为“福音派”，但是这不仅是指某些人，而且指一种请批示方式或一种主张。福音主义主张了解世俗潮流，把握世俗潮流，既同各种潮流保持张力，又不排除在某些方面做出自我调整适应，同周围社会交流、合作、参与、并借机影响社会大众和潮流。福音主义者在基本信仰上坚持保守传统，但是在实践上又愿意做出调整，参与社会和政治。他们把传福音救灵魂视为其信仰的中心，但同时也愿意参与社会教育、慈善、社区组织等工作，把这些工作当作其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在社会上作光作盐的作用。他们不简单地排斥或反抗科学、社会思潮，而是有选择地对于流行思潮做出批判，在参与对话中寻求影响这些社会思潮。在美国，持福音主义观点的基督徒很多。葛培理算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一生布道，要们藉着悔改与上帝和好。同时，他也是不少政治家的朋友，曾经受邀请在多个总统的就职典礼中祝福。

3．民族主义的挑战

从政治方面说，近代史以欧洲的众多“民族国家”的出现为标志。这些民族国家，突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圣大一统罗马帝国，各自为政，强调爱国，维护本民族利益，甚至不邻国发动战争，征服弱小民族，开拓殖民地，以抢夺资源。基督教信奉的上帝是唯一的、普世的和超民族的。在建立和发展“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这样的普世基督教往往不能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来凝聚民族的团结力量，所以遭到民族主义政治势力的排斥。基督教徒必须回答其信仰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于这个近现代民族主义潮流，基督教同样不能回避。对于曾经经受了欧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凌辱和侵略的民族来说，这个挑战就更加尖锐。作为民族的一份子同时又是基督徒，能否爱国？怎样爱国？怎样摆平爱国与信仰的关系？

4．回应民族主义挑战的三种策略

面对民族主义挑战，同样有三种不同的策略。可以完全拒绝民族主义，这是普世教会的策略；可以全面认同民族主义，这是国家教会的策略；也可以是保持张力地接纳民族主义，这是独立教会的策略。

普世教会强调基督教信仰的普遍性、超民族性，认为在政治上参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有背其绝对普遍的信仰。他们或者积极参与反对民族主义、或者放弃对于政治的参与以及同政府的合作。历史上的天主教会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欧洲近代史的早期，天主教会曾经竭力维护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强调信仰和制度的大公性（catholicity），反对并阻止民族国家的建立。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很多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势力，成为宗教改革的支持者。随后出现的各种基督教新教教派，脱离天主教会，同各自国家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但也有不少新教教派坚持基督教信仰的普世性，反对民族主义，反对参与世俗的民族主义政治。比如，一些再洗礼派的信徒坚持其非暴力主义信仰，拒绝参加国家军队，拒绝参与战争。

在那些同民族国家有较密切关系的教派中，很多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成为国家教会。最早的典型是英国国教，也称为“安立甘宗”或“圣公会”。这种国家教会完全认同其特定的民族主义，参与民族国家的建设，维护民族国家的世俗利益，因而也得到国家的扶持和特权。也有一些宗派，虽然没有国家教会的名义，但强调同民族国家的合作，把基督教信仰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这样的教会，相应地也会得到政府的保护。

除了普世教会和国家教会外，还有一种独立教会的策略。作为独立教会，它既不完全接受民族主义，也不完全反对民族主义，而是在制度上同民族国家分离，在意识形态上同民族主义政治保持距离和联系，是一种保持张力的协作关系。有时批判，有时合作，既保持宗教信仰的独立性，又不放弃信徒作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而在参与民族国家政治的同时，仍然维护宗教信仰的普遍性，以宗教信仰来超越民族界限。独立教会由于不是国家教会，所以就没有国家的特别支持和特权；由于不是极端的普世教会，所以也不至于受到国家在政治上的完全镇压。然，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常常决定国家的总体宗教政策，并非想独立就能坚持独立。不过，现代国家的宪法都会做出政教分离的规定，即政府同宗教在组织上分离，国家不指定某个宗教或教派为拥有特权的国教，宗教组织也不在经济上和组织上依赖政府。更重要的是，教会和信徒的信仰本身也会影响这种策略的选择。坚持独立教会的策略，就既不是完全地顺从依附于政府，也不一味地反抗政府或完全不合作，而是本着信仰并且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来参与国家政治。美国在政教分离这一点上可能做得比较恰当，没有哪个宗教或教派享有垄断权，所以各宗教或教派不得不在自由竞争中赢得信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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