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

上述的两个挑战以及回应策略在许多国家与地区均具有普遍性。然而，除了现代化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普遍性挑战外，基督教在中国还面对其特有传统文化的挑战。而且这三种挑战常常是纠合在一起而且又不断变化，于是这种复杂性就更具有挑战性了。

1．民族危机

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一直是救国与强国。中国本来只有文化主义而没有民族主义，有天下意识而无国家意识。但是，首先强盛起来的欧美民族国家，以及随后跟上的日本民族国家，用他们的炮舰和火枪，胁迫、掠夺、瓜分中国。为了抵抗这些殖民主义的凌辱和侵略，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被唤醒。与此同时，民族的存亡又直接同现代化议题紧密联接在一起，没有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强盛和独立，没有物质上的富强中华民族的生存本身便成为问题。“五四运动”肇始于救亡图存和反抗帝国主义吁求，却打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所以，在中国，现代化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普遍性潮流一开始便绞在一起，而且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与之相符的，就发展；与之相背的，就衰落。直到今天，国人仍然时常感到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强调的仍然是基本生存问题和物质上的富强。

2．文化危机

在现代化和救亡图存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严重打击，在很多方面甚至是摧毁性打击。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知识分子们开始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大批判、大清理。不少人甚至倡导废除汉字。民族主义同反传统绞在一起。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不要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抛弃传统是为了民族的生存。这看似矛盾的结合，主导了现代中国人的思维。虽然保守和复兴中华文化时不时地被人们提出来，申请号一时的社会思潮，但是占据思想界主流的一直是以现代化来反传统文化，而且经常是极端的反传统和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

不仅五四运动时是这样，在新中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超英赶美”（即成为现代化的强国），对于传统文化的清除则更加彻底。“破四旧，立四新”；砸烂文化古迹；批孔批儒；“同封建传统彻底决裂”等等。而导向八九民运的强劲思潮之一，是进一步地反传统文化。这以《河殇》为代表，它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神圣符号大加鞭挞。这些反传统运动，虽然是以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为指导的，但是共同的是都以民族的独立与富强为目的。民族主义、现代化和反传统文化绞绕在一起。

3．文化更新与重建

今天，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世界上已经建立了稳固的独立地位。民族存亡的问题正在被民族文化的更新发展所代替。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正在迅速现代化，在物质发展方面日益强壮。在现代化已经取得巨大进展的今天，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对于现代化和现代性本身做批判性反思。在这一个历史处境中，文化重建问题被提出来，成为很多人关心的课题。

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正统？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早已是多种多样，而且争论不休。归纳起来，学者们所强调的有两大方面：有些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正统教义（orthodoxy），而另外一些人强调正统（orthopraxy）。比如，儒学学者杜维明主张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观念体系，它具有宗教特性；人类学家James Watson则认为真正使多元辽阔的中国社会统一的是统一的礼仪，婚丧礼仪上的一致让平民百姓认同中华文化的统一。历经多次运动，中国文化无论是在教义或价值观念方面，还是在礼仪方面都遭受了严重破坏，甚至是难以挽回的破坏。杜维明倡导复兴儒家文化，但是，不仅儒家经典需要做出新的解释和调整，而且，儒家所赖以传递的皇朝政府以及传统家族都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解体或正在解体。复兴儒学恐怕只能是几个学者的一厢情愿了。从五四到文革，儒家的“忠孝节义”、“三从四德”等伦理纳常同样受到一次比一次彻底的批判和抛弃。今天的中国人，还有多少人认真念过老人家经典四书五经？还有多少人安于遵守旧式的君臣长幼辈分秩序？同时，在礼仪方面，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瞄准的就是“吃人的礼教”，后来的“破四旧”，清除“封建迷信”，致使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人出现了中国传统礼仪上的断代。有多少年轻人和中年人还知道传统的祖先崇拜和婚丧礼仪？即使知道，有多少人还视之为神圣，愿意执行？也许在农村仍有一定的保留，但是，随着现代教育的进一步扩展和城市化，中国传统的“正统礼仪”恐怕是难以为继了。

当然，既然是二千年的传统，老人家观念就不会完全消失，单凭惯性，就仍会延续很久。不过，失去了国家或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正统”不再成为正统。家庭的教育功能越来越多地被其它社会机构所取代，“传统”难以系统地传下去。结果，老人家观念的延续就只好支离破碎、无意识、不自觉地靠惯性进行。这是今天的现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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