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宗（1893-1979），广东顺德人，1918年受洗加入北京公理会，1924年赴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神学、哲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被称为“爱国爱教”的典范。全国人大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吴耀宗先生是解放初期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领军人物，是首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对于基督教的中国化，无论是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建设方面，他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基督教会在自立方面一直做得差强人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传教士不放手，中国基督教的经济权、人事权主要操控在差会手中。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完全摆脱差会控制的自立教会在整个中国教会所占比例也并不高。中国基督教会普遍得了软骨病，不少信徒习惯于依赖西方差会和传教士。
吴耀宗对中国教会的这个问题早有觉察。1924年至1927年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提出中国教会应该走自传自养之路，并且批评差会在华的传教路线，认为如果传教士全部撤离中国，捐款也全部停止的话，对中国基督教并不会造成损失，反而会使中国基督徒产生极大的进步。他的这一思想在那时是不可能实施的，而且还遭到一些人的批评。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政治原因，中国政府要求中国基督教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因此大批传教士撤离中国。同一时期，因抗美援朝战争，美国冻结了中国在美的一切财产，差会也不可能再对中国进行资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教会必须进行革新。
关键时刻，吴耀宗挺身而出，领导中国基督教投入了三自革新运动，提出中国基督教会要实现自治、自养、自传。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彻底切断了与帝国主义的一切关系，包括与传教士及西方差会和母会的一切联系，实现了把中国教会从“基督教在中国”变成真正的“中国基督教”的愿望。
二
对于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吴耀宗曾经做过长期地思考。
20世纪20年代非基运动中，基督教受到最多批判的就是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一些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但那时的吴耀宗认为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并不接受。
但随着他与共产党人日益接近，对这种提法越来越认同了，只是他并不同意由此把基督教等同于帝国主义，把传教士等同于帝国主义分子。在1948年《天风》杂志发表的《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中他写到，资本主义不适合我们的时代，美国在二次大战后成为资本主义的王国，中国基督教接受英美传统，在信仰上几乎是美国式基督教的翻版，这在无形中使之成为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工具。他特别注意强调了“无形中”3个字。
这种思想在1950年7月由他起草的《三自宣言》中也有所体现，文中说：“但是，不幸得很，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后，帝国主义便在中国开始活动，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的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吴耀宗首先承认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有联系，但他对两者仍然作了区分，基督教本身并不就是帝国主义。
尽管如此，《三自宣言》还是明确提出要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并提出要使中国教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任务。在吴耀宗的带领下，中国基督徒在《三自宣言》上签字的信徒达上万人。
三
就在那一时期，吴耀宗对什么叫自治、自传也进行了认真地思考。
他说：“所谓自治，不只是脱离外国人的管理……自治这个口号应当取得一个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在中国教会和教会事业的管理上，摆脱西方的传统，建立适合于中国信徒们的制度、典章、礼仪。例如教会合一的问题，义工制度的问题和教友负责的问题都与自治的问题有关系。”
为尽快实现自治，1954年7月，他所作的《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报告》中特别提出基督教要作三大见证和十大任务。具体而言，三大见证包括作实现中国教会“三自”的见证、作参加社会建设的见证、作保卫世界和平的努力的见证。十大任务则主要包括组织建制、自养问题、人才培养、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问题等。
至于自传，他表示，那不是一个在短时期内所能解决的问题，因为它“不只是‘什么人去传’，而更是‘传什么’的问题”。“中国的基督教是从西方传来的；中国的宣教人才，大半是受过西方神学的训练的；中国的基督教读物，大半是西方著述的译本。若要真的‘自传’，中国的信徒就必须自己去发掘耶稣福音的宝藏，摆脱西方神学的羁绊，清算逃避现实的思想，创造中国信徒自己的神学系统；这样，我们才能把耶稣的福音真精神，表现在新中国的环境里。”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自传的问题，他在神学思想建设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一些研究中国神学思想的国外学者认为，最能代表中国神学思想的有3本书，即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赵紫宸的《基督教哲学》和吴耀宗的《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如果说吴雷川主要论述的是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赵紫宸主要是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基督教哲学作了概括和总结，那么吴耀宗则是将中国人理解的上帝观与当时中国知识界普遍关注的科学、理性以及唯物论相协调。他们三人的论述从不同侧面表明基督教中国化的可能性。基督教可以与中国社会和文化，包括中国人所关注的哲学、科学和理性相结合。
四
事实上，对于他自身而言，吴耀宗习惯于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基督教。他最初相信基督教并不是因为基督教的神秘之处，而是由于基督教的伦理，尤其是被耶稣的“登山宝训”所感动和吸引。在摒除了基督教的非理性成分后，吴耀宗将上帝定义为真理的化身。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道”的观念最符合他对“真理”的理解：“上帝就是贯彻宇宙的那个‘道’，离开宇宙万物的现象，我们无从知道‘道’，无从知道上帝，正如我们离开人的外表，无从知道人的内心。”
吴耀宗曾经对“上帝是爱”这种拟人化的说法进行了理性主义的解释，使之与自然法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与科学理性和伦理连接在一起。与他的这种上帝观相对应的是他的理性主义的祈祷观：“在祈祷的时候……不是叫客观的事实俯就主观的愿望，而是叫主观的愿望服从客观的要求。”在他看来，当人们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觉得彷徨、苦闷、软弱，需要一个比自己更刚强、更有智慧的力量的帮助时，这是一种祈祷的经验；而有的时候，人们并无什么特别需要，但感觉到我们与上帝同工，顺从了自然法则而生活，因而感到一种悠然自得的滋味，这也是一种祈祷的经验。
他的这种祷告观并不带神秘色彩，而是给他增添了正能量。这种祈祷对吴耀宗的一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据说，从他成为基督徒起，祈祷就陪伴着他的一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于《中国宗教》2014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