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带领贵州苗族人信主、创造“石门坎奇迹”的英籍传教士伯格理牧师逝世一百周年，云南昆明周边苗族教会、贵州威宁和石门坎教会都举行了纪念活动。下文为苗族《溯源碑》和伯格理墓志铭撰写者李约翰孙女李克玲在纪念伯格理牧师逝世百周年活动上的讲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纪念柏格理先生逝世百周年之际，我们首先向这位伟大的英国传教士致以最诚挚的敬礼，并祝愿他英名永存，千古留芳！柏格理先生在华三十一年，在边远县份、在穷乡僻壤，完成了上帝赋予他光辉的使命，表现了他忠心事主，传播福音于民众的崇高精神。他的业迹都是为国家、社会、民众所公认的。‍‍

我们昭通李氏家族，就是在柏格理此种精神感召下而随其左右，忠心事主，一心为主效力，甚至献出了生命。这里，我先分别引用《云南基督教史》和《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两本书中的两段话： “关于昭通传教站的建立，乃至基督教在昭通市的传播，发展，有一户人家不得不提及，这就是李国钧(入教后也称“李约翰”、“李岳汉”)一家七兄妹，他们是昭通城内最早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家，其七兄妹中，有三人在昭通基督教界影响最大。” 《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一书中说道：“汉族同事一直是传教士的得力助手。如果没有他们，此项工作(指石门坎建教堂与办学校)根本就无法开展下去，如李司提反和李约翰两位牧师。”我就着重讲讲这三人中的李约翰与李司提反吧。因为他们与石门坎关系密切。至于另一人李多迦姥姥就只好稍加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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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钧是我亲爷爷，他原是清末秀才，考过进士，1898年入教后取圣名李约翰，由柏格理派往武汉华中协和神学院学习。学习成绩优良，毕业后返昭通，柏格理让他负责昭通教会工作，担任书记兼牧师，同时还负责明诚学校工作，任主任教师。他是本地人又有声望，动员了不少亲友入教。后又随同柏格理在昭通西北与川南凉山一带传教建点，他的三个儿女都在宣教途中出生的。历尽艰难危险。柏格理很欣赏他的讲道。多次夸奖爷爷讲得多而且讲得好，能吸引并打动人心。回昭后，他又帮助柏格理处理学校事务与筹建教堂，据《云南基督教史》说他一直负责主持昭通基督教与教会学校工作。

1904年7月12日，有四位苗民来找柏格理要求办学入教。同年11月，柏格理就带我爷爷李约翰、王玉洁等人赴威宁传道与考察选址，并与当地土目交涉在石门坎办教堂与建学校的事。他们按主的意志，费尽心力，不惧威胁，终于成功了。这才有了1905年春，柏格理、李国镇(即李司提反)等人由昭通带工匠去石门坎营建教堂与学校的事。石门坎的教堂与学校办成以后，爷爷李约翰又多次前往石门坎，除了上课教学以弥补光华小学创办初期的教员短缺以外，由于他文化水平高，在华中协和神学院学习过，加之又有与柏格理同行传教布道的实践经验，于是他与昭通教师王鸿基接受了柏格理交给他们的在石门坎地区着重培训苗族自己的教师与传道士的重要任务。

据钟焕然说，他们先从学校中的苗族学生中挑选优秀者，然后分成甲乙丙三组，开始边学习、边工作、边培训。这种分期分批培训任务一直坚持到苗族教师与传道员能独立工作为止，一直坚持到1913年和1915年柏格理逝世为止。这种培训卓有成效，为以后石门坎的教堂的分建与学校的增加提供了人力资源。为实现柏格理“以苗教苗”的教育理念创造了条件。这里又表现了主赋于柏格理的智慧，既要尽力而为又要善于借用外力的支援。更何况在石门坎未办中学之前十数年间，凡光华小学毕业生，继续升学的都要送昭通明诚中学深造。例如，苗族医学博士吴性纯就是走的这条路。

所以，当我们讲到光华学校出多少苗族人才之时，切不可忽视昭通教会与教会学校的支持与奉献，切不可无视他人为主所作的对石门坎初创期的另一类奉献！这当然是主的安排由柏格理等人来遵从实现了。爷爷李约翰回到昭通后仍负责教会工作。同时在明诚中学兼职。石门坎苗家人对爷爷心怀感激，特请爷爷为他们撰写史志。爷爷给他们写了苗族《溯源碑》，用简明优美的文字记述了苗族几千年来的历史和信仰福音的历史。 1915年柏格理逝世，爷爷又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充满激情地诉说了柏格理为造福当地苗民的动人事迹与献身精神。除《墓志铭》外墓上的中文对联等也是他撰写的。

1915年，易理藩继任西南教区区长。他带领爷爷与其五弟李国镇(李司提反)等人先后多次到昆明交涉与修建锡安圣堂。几经周折终于建成。(至今还在) 好多书中提到教会在昭通办麻风病院，殊不知该病院院长一直就是我爷爷李约翰担任，直到昭通解放。李国钧任职后，募捐善款，将各地麻风病患者集合院中，最多时收容百余人。他常与梁发褀去传教，也常与医护人员深入险境，救死扶伤。1950年4月，爷爷不幸离世，回归主怀，享年81岁。

我们确信他在主的召引下，在柏格理的感召下，他的一生是真善美的一生，是为昭通基督教创建与发展，为石门坎教会与学校初创阶段作出奉献的一生。他的回归也许是上帝的安排，要他到另一个地方传播福音去了。

我五爷爷叫李国镇，他是李约翰的五弟，入教后取圣名称李司提反。他被柏格理送到成都华西大学读书。因为善于交际，精通英语，毕业后回昭通便担任牧师与柏格理的翻译，一直随其左右协助办理教会、学校等事务。同时又以牧师的身份传教布道。从1905年起，他随柏格理赴石门坎办教堂和学校。他一直是柏格理的得力助手，紧随左右，多次为传教、办学以及为苗族穷苦人争取减免税赋地租，与柏格理冒险前往当地汉、苗、彝土司衙门交涉，总要遇到抵制，甚至以杀戮相威胁，但他们心中有主，置一切于不顾，无所畏惧地力争，最后终于以成功胜利而返。他们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石门坎教堂与学校建筑过程中，他始终与柏格理同吃同住，艰苦异常。教堂建成后，苗族同胞要求入教的人多起来了。柏格理为了教会的纯洁，就安排凡是要入教的先要经过李司提反初步审查，看他们对入教有多少认识，是否胸怀诚敬之心。他初选同意后才能正式入教。柏格理说，李司提反“顺利地完成了一次对他们的测验。”后来他与柏格理又从入教的教徒中选出十一位有威望的老人，进行第二次复查。只有通过三次审查后才可入教参加礼拜。石门坎教堂学校建好后，其他地方也有同样要求，但当时苗族自已的师资与传教人员都严重不足，柏格理又从昭通调来一批汉人与回族教友来从事教学，而我爷爷李约翰与王鸿基则接受了柏格理的特殊使命，到石门坎来专办培训班。分批培训苗族的教师与传道人员。几年后终于解决了当时最棘手的难题。

当时多处地区要求建教堂办学校。柏格理、李司提反等人首先选中距石门坎五十里的咪咡沟建教堂与发展教徒。于是李司提反、张约翰与托马斯三人前往，由李司提反负责，经过努力，发展了一批教徒，并修建了一所位于茅牛岭山谷中、可以容纳800人于同一时间领受上帝圣餐的教堂。柏格理看了照片很高兴，他说“恐怕在中国西部它要算规模最大的了”。

我五爷爷爷李司提反显示了他对主的忠心，办事能力又强，又精通英语，懂得拉丁文拼音，柏格理对他很信任，把创苗文的任务交给他与苗族杨雅阁等人。他们苦干了数月，虽有多次失败，但他们毫不动摇。正当他们为一难题，即怎样让苗文简单化且又容易理解而苦思冥想时，懂得拉丁文拼音的李司提反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所以“柏格理感到莫大的欢喜”地说：“李司提反先生在这件事上以他特别的才干帮了我的忙，最后我们达成了创制一种文字系统的目的，到目前为止它一直广泛地应用于我们的工作中。”凡是懂得创造少数民族文字的人都知道，这所谓“特别的才干”就是只有懂得拉丁文拚音，而这正是创造苗文时必不可缺的拼音工具。后来杨雅阁等人用此苗文译出《圣经》和学校课本。课文中印有“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此苗文一直流传至今。现称老苗文。这要算五爷爷李司提反对主的最大的奉献了。也是作为“得力助手”对柏格理的最大帮助。承认这一事实，就不难理解本文所引张道惠和柏格理本人所说的话了。当然，创造苗文是靠集体智慧，苗族杨雅阁等人也发挥了独特的、无人可代替的作用。我五爷爷李司提反长期住在石门坎，他熟悉苗文，与当地苗人相处甚好。在《苗族溯源碑》上都夸奖柏格理和刘映三、钟煥然及李司提反，说他们是苗族人民念念不忘的人。

事实证明，我五爷爷李司提反随柏格理在石门坎工作十年之久，足迹遍山野，血汗洒满地，他与李约翰不愧是柏格理率领的创建石门坎教会与学校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至今石门坎的苗族老人还有知道他们的人。《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一书中说道：“汉族同事一直是传教士的得力助手。如果没有他们，此项工作(指石门坎建教堂与办学校)根本就无法开展下去，如李司提反和李约翰两位牧师。”这是最公正的表述与评价。我爷爷李约翰与五爷爷李司提反，作为“柏格理的得力助手”是当之无愧的。这是他们受主的教导、受柏格理的感化的必然结果。功劳属于万能的主！

当然，昭通教会先后派往石门坎的人不只二李，还有钟焕然、王鸿基、王玉洁、夏士元、郭明道、傅章正、刘映三、张中普、杨正隆、王开阳、侯锦堂、胡开英(女)、马才富(回)、刘四(刘映三之弟)等十五人。他们都是奉主之命随柏格理前往石门坎的开拓者、奠基人，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英国传教士的各种著作中，常提到他们，感激他们。当地知情的苗族老人也记得他们的奉献。柏格理如此做法除了利用外力加快完成了“以苗教苗”的任务，又促进了苗汉彝等民族的团结，其功甚大！我们后人应当弘扬此种民族团结的精神。颂扬先辈们这种互助合作的精神！这符合主对我们的教导。

1919年，我五爷爷李国镇随昭通圣道公会英国牧师何永学到昆明开辟新的教区，拟在金碧路修建锡安圣堂。但因教派冲突，此次未能成功。于是，我五爷爷便只身回昭，行止嵩明附近即失踪。从此便再无信息。张道惠牧师看着李国镇的照片写道：“这是一张处于巅峰状态时的李司提反照片，引起了我们对他的热爱与记忆。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布道员，对于福音真理具有清晰的洞察力，善于运用说服力与力量表达自己的信仰。他是一位楷模式的丈夫和父亲，尽管是一个汉人，对于基督徒的男子而言，他是一名光辉的榜样！由于他的离世，传教社团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追随者，最优秀的布道员和教会知名人士。”我五爷爷李国镇为了他所信仰的真理，为了开拓与创建石门坎的事业，奉献了一切，包括正处于风华正茂时的中年生命！我们要把他永远铭记在心！

我的四姑奶奶，我们习惯称呼她小姥，她叫李多迦，是李国钧与李国镇的的小妹。由于受兄长与家庭的影响，从小就接受基督教教义。1907年有美会英国女教士苏穆才来到昭通，与李多迦关系日渐亲密，后来竟同住一起。苏穆才请李多迦担任有美会女校副校长。后又去英国留学，学习新法接生。1926年回国后终生服务于教会。在她任女校副校长期间，课程设有《女儿经》，也教一些编织刺绣等女工。“该校是昭通女子获得平等，受新教育的开始，对反封建作出一定的贡献。”该校一直办到1951年，近40年，培养学生二千多人。她同时也替人接生，富裕者适当收费，用以资助穷困者的全免。她退休后还开过保赤医馆，免费为穷苦人与乞丐治病。又收养孤儿多人。

1960年，小姥因与苏穆才通信而以“里通国外，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被捕入狱，直到1978年才出狱。晚年在狱中度过了18年。 1980年的圣诞节，李多迦的学生与她共庆圣诞节。市委有关领导人与亲友都参加了。这也是对我小姥李多迦的肯定与赞扬。她1982年逝世，享年96岁。她的动人事迹很多，此处不再讲了。

综合以上所说，我们李家先祖能有所作为，与柏格理先生是分不开的。柏格理是他们的引路人，引他们走进上帝之门，走上一条遵奉上帝的使命，为大众服务的道路，把芸芸众生教化为懂得真善美福音真理的人。使他们也忠心事主，紧随柏格理左右，终成为柏格理的最亲密的最得力的助手、同事和朋友。同时我们也为他们在石门坎的教会与学校事业的创建期作出了自己的奉献而感到高兴。

在纪念柏格理归主百周年之际，我们作为爷爷们的后辈，为先祖们自豪，更崇敬与热爱他们的引路人柏格理！我们作为昭通李氏家族的后代，要学习他们的精神，更要学习柏格理等先辈为中国劳苦大众、少数民族所作的无私奉献！感谢他们，记住他们，他们是我们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