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7日——8日上午，燕京神学院三十周年校庆暨神学思想建设交流会在神学院礼拜堂举行。8日上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徐以骅教授以《当前中国基督教的挑战与机遇》为题，从国际局势、历史发展、社会现实等多个角度就中国基督教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发表演讲，并从学者的角度提出了若干建议。

徐教授首先指出，宗教具有双重性或多重性，既可以扮演和平使者，也可以成为动乱根源；既可以是一国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构成对该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在我国，由于执政党坚持统一战线的路线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策，宗教无论在我国社会建设还是在我国对外关系上都发挥着积极正面的作用，而广大信教群众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之一。他认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大国的崛起在宗教领域至少需有两个条件：其一是国内良好的政教关系和政教互动；其二是具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国际性宗教事务的能力。

他接着介绍和分析了过去400多年来基督宗教在国际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变化，即宗教逐渐被国际体系“流放”、不断走下“神坛”的整个过程，国际关系的准则也由中世纪的神权至上被近现代的主权至上所取代。然而在20世纪下半叶，宗教又重新在国际舞台上“显山露水”，从“沉默的宗教”一变而为“反叛的宗教”，这反映在从伊朗伊斯兰革命、阿富汗圣战运动、东欧剧变、美国宗教新右翼的崛起等一系列事件和运动上。而中国宗教的对外开放与 “文革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步的。

徐教授用“三个三”来高度概括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全国解放前，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具有“三高”特点，即神学和教育程度高、社会参与程度高、国际化程度高，但此“三高”也导致了对西方差会的“高度依赖”。全国解放后，中国基督教会在社会上经历了“三个边缘化”，即在神学和宗教学术研究上的边缘化、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以及在国际基督教界的边缘化。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基督教开始出现“三个趋势”，即教会人口结构、存在形式、分布区域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势；教会及信众文化程度尤其是神学教育水准不断提高的知识化趋势，以及教会更积极投入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化趋势。

徐教授说，当前中国基督教面临着若干挑战：第一是地缘政治的挑战；第二是基督教的社会认知度和接受度不高、国际话语权不足的挑战；第三是教会内部团结、教会自身建设以及神学教育供给不足等问题的挑战；第四是缺乏中生代教会领袖人才的挑战，这些都不利于中国基督教会的健康发展。但基督教在中国也有不少发展机遇，这主要体现在“国兴教和”，即国家的崛起和正确宗教政策为教会的软硬件建设、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服务、神学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以及更频繁的对外交流提供了资源、动力和保障。

最后，徐教授表示，“中国化”建设不应被视作“三自爱国运动”的简单延伸或复制，而是后者在社会发展新时期的全面提升；中国基督教会应牢牢把握“中国化”方向，以常态化而非运动化的方式来推进自身建设；应更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与国家建设和对外战略的总体目标对接；应做好“四个服务”，即服务教会、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服务世界。徐教授指出，在1949年后我国基督教曾有过二个较好的发展时期，一个出现在“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之后；一个出现在“文革”结束，宗教领域实现“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党的政策之后。在我国实施全方位走出去战略以及教内外积极致力于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背景下，在今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基督教会正在迎来第三个健康发展的重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