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萨雷斯在书里谈到了19世纪宣教事工的情况。
“福音”是好消息，在传递的过程中，除了真理之外，可能有的宣教士还会带上另外的一些东西。因此，对于传福音，冈萨雷斯有着自己的思考。
随着基督教宣教事业的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民主、基督教的益处，就开始传到一些地方，尤其是那些未开化地带。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烙印的东西也被带到了那些地方。
举例来说，福音在中国传播后，它对社会的陋习也会有冲击。中国从宋朝开始，就有妇女“缠足”的习惯。到了19世纪，传教士到中国后就开始反对缠足，说这样会导致畸形，影响健康发育，还办“天足会”，让妇女的脚得到释放。这就带来了一些社会习俗的变化。
冈萨雷斯在书里写道：“在全世界，现代性，也令许多人失去了土地，它摧毁了许多维系社会数百年之久的文化模式，全世界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由此可以看到，伴随着宣教运动的，也有一些副产品。很多时候，不少人都认为，宣教士可能会藉着政治或者殖民主义的强权，到一些未开化的地方传扬福音。但事实也可能不是这样。有时，殖民当局反对宣教士在那个地方工作，因为他们觉得，宣教士的工作妨碍了所谓的宗主国对侵占土地的收获。所以，包括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内，里面的人是反对宣教士进入的。其实，殖民者的政府，很多时候和宣教士不是相互扶持、而是彼此敌对的关系。
冈萨雷斯认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教会，从官方角度来说，不怎么支持宣教。宣教往往是信徒自发兴起的一个运动。在宣教早期，教会团体的上层本身并不是那么注重宣教，而是信徒自发有这样的热情。
但是，传福音往往是一个教会的活力之所在。很多的宣教机构，如伦敦会、圣经公会、美以美会等，都是建立在平信徒的热情和追求上。这些宣教机构就派传教士到非洲、亚洲、美洲、澳洲去宣教，这些传教士必须每隔半年（或一年）写一份报告，告诉母会在宣教地方的所见所闻、建立的教会和带领多少人信主。
从客观层面来看，这些报告很重要。19世纪的时候，世界信息的分享并不那么均匀，不像今天那么方便。所以，当时，那些宣教机构就通过传教报告来掌握后发达地区的风土人情等。慢慢地，许多的宣教机构，就从一个纯宗教性质的差传机构，变成了对于所在国的文化和社会进行研究的文化机构。后来，许多的宣教机构，都成为了研究近现代中国的资料宝库，比如宣教士们办的《万国公报》。许多的宣教士，也通过这样的途径来掌握所在国的文化，成为母国和所在国的沟通者。
比如，在香港有一位很著名的宣教士，来自伦敦会，叫James Li（理雅各）。他曾将《四书》翻译为英文版；还有一位是Dr. Price（毕范宇），他是宋美龄的英文秘书，曾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翻译成英文。司徒雷登说起中文来还带着杭州口音。
冈萨雷斯在书里还谈到了宣教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关系。他提到，欧美各个派遣国，妇女的地位其实并不高。因为宣教运动的触动，欧洲地区才开始重视妇女的普选权。在宣教的过程中，开头总是男人做事情，但是姐妹在承受工作的强度和韧性方面，并不亚于弟兄，甚至更强，所以，大批的姐妹就被派到一些地方宣教去了。女宣教士们把真理告诉给所在国的老百姓，所以就在教会里的地位来说，这些女宣教士就比一般的信徒高。这些宣教机构中姊妹地位的提高，反过来又影响到派遣国的宣教机构，慢慢地又影响到整个派遣国的社会。这就使这些国家的社会，开始有了妇女地位提升的一个可能性。
这位历史学家在书里还谈到了整个基督教在亚非拉几个大州的一个发展，其中一个是印度。印度有自己的种姓制度，比如“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在这个国家里，基本上都是低种姓的人信仰基督教，因为在基督教内，是不可分门别类的。如果是印度教，则要根据种姓制度来安排。许多低种姓的人，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在教会里，可以得到合一，彼此之间不再有种性的区别。
冈萨雷斯还谈到日本，在织田信长的时候，曾经有30万基督徒，但是在德川幕府时期基本都被消灭掉了。到了19世纪，因为黑船事件，美国有一位军官强迫日本的德川幕府开放，就是在那个时候，日本开始有了教会，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日本的教会非常小。日本信徒的素质相当高，基本上都是高级精英、大学教授、文学家。
曾经，韩国为了拿基督教作为对抗日本占领的工具，而接受了基督教。因为日本要把韩国进行东洋化和日本化，不允许他们讲韩语，不准他们起韩国的姓名，只允许他们用日语的姓名和讲日语。为了不随从日本的文化，他们相信了基督教。到二战胜利的时候，亚洲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是菲律宾，第二个国家就是日本占领下的韩国。
同时，宣教士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们遵守着不相咬相吞的原则，这也是回应了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合而为一的命令，要共同向人见证耶稣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