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着西风东渐，很多西方的科学文化传播到了中国。而这些著作得以流传，离不开一群睁眼看世界的国人付出，而被称为“长毛状元”的王韬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王韬原名王利宾，后改名王瀚。他于1828年11月10日，生于苏州长洲县。从小进入私塾读书，打下良好的国学基础，并于1845年考取了秀才。
1847年，王瀚来到开埠不久的上海看望在此教书的父亲，在此结识了在墨海书馆的麦都思、艾约瑟、慕维廉等等伦敦会传教士，从而开拓了眼界。
次年父亲不幸亡故，家有妻女的王瀚失去了生活来源。幸好他得到麦都思的帮忙，得以进入墨海书馆工作。他成为麦的助手，跟他翻译《圣经》。而这个汉译本（妥办译本）因着语言流畅，而在半个多世纪里成为中国教会的标准本，直到1919年和合本问世。王瀚文笔可见一斑。而王瀚也在传教士的影响下，于1854年8月26日受洗归主。
在墨海书馆工作期间，王瀚与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人合作，翻译了《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西国天学源流》等书籍。极大满足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需求，为洋务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王瀚也通过西学的翻译，极大拓展了见识，走在时代的前沿。
太平军逼近上海时，王瀚化名黄畹给他们写信，劝说他们放弃进攻。可这封信被华尔的洋枪队发现，清廷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下令缉拿王瀚。幸好麦都思的儿子，时任英国上海领事麦华陀的保护，王瀚才得以逃往香港避难。此时为了躲开追捕，他把名字改为王韬，而后世记住了这个响当当的大名。
王韬来到香港后，得到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的热情接待，在其帮助下渡过了难关。而他也开始另一项重要工作，协助理雅各翻译儒家《十三经》，其中《尚书》一书王韬出力颇多。这些英译本在西方引起了轰动，成为了解中华文化的标准版本。避难中的王韬无意间促进了中学西传，
王韬在香港期间从事《华字日报》的编辑，同时在此调研，收集了不少有用的资料。《香港略论》《香海羁踪》《物外清游》等文章是了解香港近代史的重要资料。
1867年底，王韬前往欧洲游历，到访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并在著名的牛津大学作演讲，向西方人介绍孔子的思想。此后他前往苏格兰，帮助理雅各完成了《诗经》、《周易》、《礼记》等书籍的英译，这些著作同样流传至今，是英语世界学习中国文化的范本。
1870年1月，王韬将所购的一万一千卷中国书籍赠给大英博物馆。伦敦文化界对此举“无不同声嘉叹”。此后前往巴黎，与汉学家儒莲交流，两人相谈甚欢，留下一段佳话。
是年4月，王韬回到香港，租住了一间小房子，取名“天南遁窟”，自号“天南遁叟”。他继续主持《华字日报》，并创办了《循环日报》。因着游历欧洲，他深刻地感到西方的富强，认为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技术远远不够，只有通过变法，才能让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他在报刊上先后撰写数百篇关于时局的文章，并《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鼓吹变法的意义。
王韬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变法者之一，他的重商思想强调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这在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中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可惜王韬的思想未能得到当时的广泛响应，仅有郑观应等少数人认识到重商的意义。而其他变法思想同样遭到了冷遇。直到甲午战争中，中国才真正觉醒，认识到变法的重要性，证明了王韬当年的远见卓识。
王韬在香港期间，正值普法战争激战正酣。于是《法国志略》、《普法战纪》等书籍，并在《华字日报》与《申报》上连载。从而让国人得以第一时间了解战争的进展。而这客观上也让洋务派看到了德国的兴起与强大，成为近代国防建设以德为师的远因。
王韬的思想随着著作流传到了日本，被维新派所重视。于是在重野成斋、栗本锄云、蕃士冈鹿门等文化人的邀请下访问东瀛。王韬访问了东京、大阪、横滨等城市，与不少维新派人士交流，从而写下了《扶桑游记》一书。书中记载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让王韬坚定了变法思想，可惜未能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
晚年的王韬回到了上海定居，创办了弢园书局、格致书院等机构，从事出版教育工作。1890年王韬成为《万国公报》的编辑，并在1894年刊载了孙中山的《上李傅相书》的一文。
1897年5月24日，王韬在上海安息。王韬满腹经纶，但从未考取金榜题名，可他的学识远在当时中国众多文人之上，又因其在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上的贡献，因而被称为“长毛状元”。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