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是指古代基督教史上的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派亦称聂斯托尔派，创始人是“作为布道人享有很高的威望”的安提阿长老和隐修士聂斯托利，也是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主教。

聂斯脱利主张耶稣的神、人二性并没有合为一位，神性附着在人性上，玛利亚只可称为人的母亲，不可称作上帝之母等主要思想。在公元五世纪431年以弗所会议上被定为异端（此思想并非异端，当时只是权力斗争所导致。1539年宗教改革时期，神学家马丁路德在他所撰写的《宗教会议及教会论》中十分明确的否定聂斯脱利思想为异端。1994年，东方亚述教会和天主教会签署《在天主教会与东方亚述教会之间的共同共同基督论声明》，达成两派彼此之间无嫌隙的协议），受到人们的批判，本人也被流放到埃及。虽然许多支持者因此背离了他，可其思想在波斯（今伊朗）却意外地得到保护，并不断发展壮大，向外传播。随着中西方文化、经济、贸易交往的不断频繁，聂斯托利思想便随着商人和传教士，沿着丝绸之路，继续向东传播，逐渐被一些较宽容的国家所接受。唐贞观九年（635），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将聂斯托利派思想传入唐朝。聂斯脱利派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教派。

该派传入唐朝时被冠以景教之名。学者相信，“景”是指光明之意。这个思想可能是参考了基督教圣经新约的《约翰福音》1章9节、8章12节、9章5节所反映的意思，正如葡萄牙国传教士阳玛诺解释的：“景者，光明广大之意。”（阳玛诺：《唐景教碑正诠》，上海慈母堂刻本，1878年）钱念劬在《归潜记》（丁编之一）亦曰：“景教者，基督旧教之聂斯托尔派也。……入中国后，不能不定一教名，而西文原音弗谐于口，乃取《新约》光照之义，命名曰景。景又训大，与喀朵利克原义亦合，可谓善于定名。”明代天主教信徒李之藻的《读景教碑书后》又说：“景者大也，炤也，光明也。”由于当时唐朝称罗马国为大秦国，所以景教亦称大秦景教。

景教在唐朝得到几代皇帝的厚待和保护，发展速度较快，建了不少寺院。由于唐朝的民族与宗教政策比较宽容，在该教传入长安时，太宗皇帝非常重视，不仅派遣宰相房玄龄率领皇家仪仗队到长安西郊迎接，而且也亲自接见了阿罗本一行，随后邀请他在自己的书房翻译圣经，说经论道。贞观十二年，李世民认为该教为“正教真道”，对国家社稷有益，诏称：“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并命令由政府出资，在长安城中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21人，许其传教。该寺起初称为“波斯寺”，后因唐朝称罗马国为大秦国，故改名“罗马寺”、“大秦寺”。又命将自己的画像传模于该教寺壁，以示恩宠。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使景教士於兴庆宫讲道。天宝初亦曾命宁国等五亲王到景寺礼拜，设立坛场，并陈列先王之遗像供人礼拜。而且玄宗更邀约罗含和普罗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礼拜，讲福音。到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往後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唐肃宗时，曾重建灵武等五郡的景寺，且命景僧伊斯效力中兴大臣郭子仪，遂使郭氏也受影响而敬信景教。唐代宗、德宗亦弘护景教。而当时教会已遍布全国，除两京外，灵武、成都、广州等地都有大秦寺。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後，景教徒伊斯曾协助郭子仪平乱，後被赐紫衣袈裟。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展现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法流十道”的“道”同省，“寺满百城”的“城”同“省会”、“县府”等名城。）的辉煌景象。长安因此也确立了全国传教中心的位置，阿罗本已成为唐朝景教全国的主教长。由于唐朝皇帝对景教的支持保护，景教当然非常荣耀，感激不尽。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字里行间，不乏对皇帝的赞美和感激之词。

845年，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浪潮爆发，逾万间佛寺被毁，史称会昌法难。会昌法难主要针对的是佛教，可是它波及其它宗教，景教自然位列其中。但景教并没有因此消失。

元朝开始，由於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使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元朝的景教徒称为“也里可温”，享受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噶尔、叶尔姜、依犁，江苏扬州、杭州、镇江，浙江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扫马和雅八阿罗诃。根据后来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当时中国南方景教的中心。

明朝取代元朝后，景教衰微，但并未绝迹，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有两个世纪，直到十六世纪左右，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展开中国传教工作，景教徒数目随之锐减。

现时全中国只有香港还有聂斯脱利教派信徒，都是1990年代末期由黎巴嫩或叙利亚来香港从商的信徒，人数并不多。香港的聂斯脱利教派主教除了负责牧养香港的信徒以外，亦要同时兼顾东亚及南亚地区的所有信众。

当然，景教要发扬光大，必须通过文化这个重要媒介，自然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景教在中国传播时，大量参考佛教概念就是明显的例子。例如，四福音书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称呼：马太是明泰法王、路加是卢珈法王、马可是摩距辞法王、约翰唤成瑜翰法王；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自然叫作“僧”。上帝的称呼则取敍利亚文Alaha音译，叫作“皇父阿罗诃”，亦有按照道教规则，以“天尊”称之。景教吸收儒家思想，提倡“忠君”、“孝道”内容，同情贫弱，救济社会，等等这些，对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无疑成为皇帝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景教作为一种文化，也无不影响着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景教所传讲“十字架”、“博爱”、“诚信”、“素食”、“不拜偶像”、“祖先敬拜”等基督教基本教义对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影响很大。唐代大诗人描写景教徒及胡人的诗句并不少。李白在《赠汪伦》的送别诗中说：“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中“踏歌”一词就是景教的一种歌舞形式。又如《前有樽酒行》中：“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醉后赠朱历阳》诗中的“双歌二胡女，更奏运清朝”以及《少年行》中的“花落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等等。这些诗句中都充满对这些来自西域的景教徒以及歌女胡姬的赞赏之情。可见，景教文化对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世界文明进程与和平起过重大作用，无疑是大唐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原文：景教简介